12/18/2022: Positive
本周的主题是 Positive 正面。
不可否认，这个主题是有时效性的。在一片一片病倒的朋友圈上，这个词通过种种谐音梗，最终演化出了一种争先恐后式的乐观情绪。这种情绪大概还是因为被压抑了太久的释放，并一定真的有什么面向未来的预判根据。但仅仅是能够重新回到习惯的秩序，就已经是一种巨大的胜利。
惯性是第一性，没有人想要被改变，而只是想继续用原来的方式走原来的路线，哪怕那是一条充满危险和曲折的道路。这种选择的本原是因为人们往往会高估自己改变环境的能力，而高估自身原有习惯的优越性。
社交媒体上往往呈现两种声调：一种是对疫情退散的祝祷，另一种则是对经济衰退和地缘政治的悲观。它们如交响乐团的不同声部，在信息流中交替奏响，前者让人感同身受，容易引起共鸣，而后一种则振振有词，让人不敢冒进。就连深夜发布的政策新闻，也让人有些将信将疑。
经历了一些世面的中年人或许会长舒一口气说，该来的总会来的。的确，在这场疫变中，对个体和世界的脆弱性都会多一点敬畏之心。极端条件的压力测试的确容易让一些浑沌变得清澈许多。
Essays
Twin Infinitives by Drew Austin
Drew Austin 的一篇短文，再次提到低利率政策带来的后遗症：
Interest rates are inherently boring and somewhat ineffable, which is surely why we underrate their role in shaping the world around us, but once you start paying attention you notice their impact everywhere. In short, they create an economic climate where everyone feels like they’re winning, leading to a multitude of unserious projects and efforts to solve nonexistent problems or build products that nobody needs. This is why you can’t imagine ever using 95 percent of the new apps you hear about. The crypto frenzy of 2021 was the culmination of the last economic decade followed by the pandemic money printer going brrrr, and Sam Bankman-Fried is the type of guy whose personality very much depended on low interest rates. Cultural inertia is strong enough that we are still living in the residual form of what Daniel Keller has called ZIRP culture (“zero interest rate policy”), but you can see it sagging under its own weight. One notable byproduct of the long, ZIRP-fueled tech boom was a large horde of tech commentators (including me) who have fewer and fewer topics to discuss as the industry itself offers a dwindling palate of substantial developments.
利率本质上是枯燥的，而且有些不可言喻，这肯定是我们低估了它们在塑造我们周围世界的作用的原因，但一旦你开始注意，你就会发现它们的影响无处不在。简而言之，它们创造了一种经济环境，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赢家，从而导致大量不严肃的项目和努力，以解决不存在的问题或制造无人需要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你无法想象曾经使用过你听到的 95% 的新应用程序。2021 年的加密货币狂热是上一个经济十年的高潮，紧接着大流行的货币打印机就开始刷刷刷，而 Sam Bankman-Fried 是那种个性非常依赖低利率的人。文化惯性足够强大，我们仍然生活在 Daniel Keller 所说的 ZIRP 文化（"零利率政策"）的残余形式中，但你可以看到它在自己的重量下下垂。长期以来，由ZIRP推动的科技繁荣的一个明显的副产品是一大群科技评论员（包括我），他们有越来越少的话题可以讨论，因为这个行业本身提供的实质性发展的口味越来越少。
几乎每个人都能对号入座。
借贷和利率的确可能是一种文化现象。让我想起本周读到的另一篇文章「土耳其特色的经济危机：虔诚与民粹，成功与失败」（可能需要付费阅读）中提到土耳其统治者如何利用宗教教义来推行低利率政策，并带来了经济繁荣和政治成功。
在埃尔多安看来，基于利率的金融业有违伊斯兰教法，本就是一种“恶”，更何况是提高利率。
伊斯兰教诞生之初，贫苦民众深受高利贷之苦，利息也被视为不劳而获的“不义之财”。因此，《古兰经》的不少章节都提及并明文禁止包括利息在内的诸多“不义之财”。为了规避这种道德困境，穆斯林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发展起既不违背金融规律、又能够在道德上自圆其说的伊斯兰金融体系。但其特点之鲜明，又恰恰说明了利息这一人们看似平常习惯之物，在伊斯兰世界中的敏感性。
考虑到这一点便可知，当埃尔多安频频出面干预土耳其央行货币政策，阻碍其出台一系列稳定币值的货币政策时，不能单纯从埃尔多安大权独揽的角度去理解。当埃尔多安说出超出他控制的利率是“万恶之父母”时，的确不能排除，这位集空前权力于一身的总统有揽权的考虑。但也不应忘记，对于曾就读宗教学校的埃尔多安来说，他对高利率的憎恶也是真实的。更何况，长期低利率带来的繁荣——至少是表面的繁荣——正是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政治成功的基石。
一旦我们发现可以掌控如何过日子，很可能就会情不自禁的一次又一次的按下那个按钮。低利率是一个这样的按钮，AI 可能也是。
I Built an AI Chatbot Based On My Favorite Podcast by Dan Shipper
Every 的 Dan Shipper 以自己常听的 Podcast 为训练预料，写了一个 AI 聊天机器人。根据他的说法，结果是不错的。他所选择的语料相对专业，主要是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内容，每期音频内容都在数个小时之长，在经过一些训练之后，AI 聊天机器人可以理解 Shipper 提出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回答。
当然，现在 AI 的水平达不到完美状态，他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绕来绕去车轱辘话等等。但他认为，这些问题或许被高估了：
It’s easy to dismiss this technology given these shortcomings. But most of them are immediately solvable.
鉴于这些缺点，很容易否定这项技术。但其中大多数是可以立即解决的。
他举出两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 如果我清理了用于生成答案的数据，答案会变得更好。
- 向算法提供反馈，告诉它答案哪里不好，并提供修正的建议甚至正确答案。
他认为，AI 聊天机器人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内容格式（content format），从而大规模的进入人们日常生活中查询信息的场景。AI 对于大量数据的学习和归纳能力已经达到了相对可用的状态，仅仅需要人们在事先（清理数据）或事后（提供反馈）给予一些输入即可。
比如：公司 Google Drive 上多年存档的文档，可以被重新挖掘。个人笔记软件中的网页收藏，可以被重新检索。
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权力分布在几方手中：
- 操作系统层，比如 iOS、Android 或 Windows。
- 浏览器层，比如 Chrome。
- 模型层，特别是那些愿意提供特定领域或风格的答案的。
- 版权层，比如 Disney。
模型层的位置很 tricky，夹在中间很可能会被压缩的很厉害。Shipper 认为操作系统和浏览器层往往会因为其庞大的用户量而不得不限制其提供答案的能力，这样理解的话，所谓模型层的权力更像是有线电视时代的 HBO。
n+1 杂志最近发表了一篇非虚构写作，讲述了 AI 聊天机器人背后的人类操作员的故事。
Localization Economics by Byrne Hobart
The Diff 的 Hobart 带来了一篇关于内容本地化的经济学分析。
其实并不复杂。内容生意的本原，和很多其它生意一样，就是规模。Hobart 明智的指出：
Content companies are in the fortunate position that their content is a combination of marketing and a product. (Or, from an equivalent financial perspective, it's a contributor to either higher gross adds or lower churn.)
内容公司处于幸运的地位，他们的内容是营销和产品的结合。(或者，从一个相当的财务角度来看，它是一个有助于提高新增或降低流失的因素）。
理解了这一点，剩下的只是拆解式的分析。如果在本土市场取得了成功，那么通过翻译的方式输出到全球市场很可能也会取得成功。抛去文化影响的因素不谈，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题。
而翻译这项工作自身也在被算法改变：机器翻译的质量已经足够好，而且它是一项高固定成本 + 低变动成本的投入——这就是内容和技术绞合的部分，让内容生意更有魅力。但是，机器却解决不了对口型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那些机器犯下的比率不高但却让人尴尬的错误，这些都会变成项目损益计算中细微而又影响重大的环节。
Heads we win, tails he loses by David Heinemeier Hansson
DHH 上个月发表的一篇关于 Elon Musk 和 Twitter 的短文。他的主要观点是：
Whichever the outcome, the world wins. If Musk manages to fix Twitter, we're left with a better Twitter. Great! If Musk manages to burn down Twitter, we're left with a world free of Twitter. Great!
无论结果如何，世界都是赢家。如果马斯克成功地修复了 Twitter，我们就会留下一个更好的 Twitter。很好! 如果马斯克成功地烧毁了 Twitter，我们就会留下一个没有 Twitter 的世界。很好!
这提醒我的一点忽视：无论 Musk 多么出色，但他很可能是在证明一种悲剧性的机制性的失败。正如 DHH 在本周写道的：
Nobody should have this much power over the town square. No human is strong enough to resist the corruption it brings.
没有人应该对市民广场拥有这么大的权力。没有人足够强大到可以抵抗它带来的腐败。
How to Prioritize a Roadmap by Nathan Baschez
最后是一篇应景的关于如何做路线图优先级的短文，来自 Every 联合创始人 Nathan Baschez，也是 Substack 之前的产品副总裁。文章不长，不一一摘录。
其中第二点写道：
Prioritization is where every skill related to company building converges into a single choke point.
优先级是指与公司业务相关的各项能力都会汇聚到一个单一的扼喉点上。
扼喉点（chokepoint）这个词在十月份的付费文章「扼喉之芯」中提到过。中文语境中，比较常见的翻译是「卡脖子」。公司各项能力汇聚的「扼喉点」是一个颇为形象的比喻，一场激烈的关于未来向何处去的 PK，最终胜出的那些事项，就是最终的优先级。
让人感到安慰的是，generalist 可能会在这场战争中比 specialist 稍占优势，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能够在面对面的争论中打出多样的战术。
Shortform
@BOREDElonMusk:
Cost of a stealth jet: $2B
Cost of a social network that tracks your jet: $44B
Someone is not a smart shopper...
本周，Twitter 对 @ElonJet 帐号的屏蔽引起了轩然大波。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帐号是一个大学生开发的自动发布 Elon Musk 私人飞机位置的帐号。Twitter 援引平台治理规则封禁了一系列类似的帐号。
这条推文的发布者是一个仿冒和嘲讽 Elon Musk 的帐号。
Longform
本周继续在读 Team of Rivals，读到 Lincoln 当选总统，组建内阁，南北大战一触即发。
他组建了美国历史上最罕见的内阁，包含与他直接竞争总统的落选者、来自民主党的异见者甚至来自南方的反对派。
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需要巨大的包容和勇气，以摈弃偏见和对抗，团结并任用不同派系甚至是怀疑反对自己的人。这需要极为强大的内心，也需要高超的说服技巧，但最终，还是要求领导者能够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方能感染对手，加入自己的行列。
事实上，正如 John Nicolay 后来所写的那样，Lincoln 的“第一个决定是巨大的勇气和自力更生”。他的每个竞争对手都“确信认错人被提名了”。一个不太自信的人可能会被个人支持者包围，这些支持者永远不会质疑他的权威。例如，James Buchanan 故意选择像他一样思考的人。Allan Nevins 写道，Buchanan 认为，一位总统“试图通过将每个人的坚定代理人安置在他的官方家庭中来调和对立分子，会发现他只是加强了不和，并加深了党派分歧。”虽然他的竞争对手团队可能会互相吞噬，但 Lincoln 决定“他必须冒着派系危险的风险来克服叛乱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