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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023: Dreamland

本周的主题是 Dreamland 梦境。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与 AI 相关的设计都用上了星云式的幻彩。

3 月 7 日，我在 Twitter 上连发了 3 条：

  1. Obsessed in talking to robots.
  2. 前两年：所有生意都值得用互联网重做一遍。接下来：所有互联网都值得用 AI 重做一遍。唯一不变的是：生意。生意：生存的意义。
  3. 最近有一个电影叫 Sharper，是一个关于诈骗的故事。有一段，男主角教女主角怎么骗人，给她编织了一大堆人设：你叫啥名，父母是谁，出生何处，在哪上学，得过啥病。我写 prompt 就是这个思路。

变化来得太快，人难以调适自己的认知，就会产生一种梦境式的感觉。我不自觉的会在开会的时候显得更加容易没有耐心，因为 AI 一定不会用这么多啰嗦的废话来表述一个简单的道理。在和机器对话的时候，一切都显得简单明快，不需要用情商包裹掩饰目的，只需要直来直往。

而直来直往可能不是人类社会的法则。另一个湿热的极端是直播。人们会因为主播的声嘶力竭而冲动下单，尽管收到货并不会真正使用，甚至心生悔意，但正是这种认知失调带来了一些额外的消费，让生意的得以运转。这些偏差累积成周期震荡的钟摆，每隔数年，就敲响一次，振聋发聩。

于是，我发现了 prompt 编写的乐趣。就像电影中演的那样，用密实的细节创设一个全新的人格，形成最终连受害者都相信的真实感——只要相信，便是真实。在这样的 prompt 之下，机器也能行云流水的写出我想要的文字来。这种舒适感是粗糙的物理世界所无法比拟的。

每当我望向桌上的电脑时，银色的金属外壳下潜藏着惊人的算力。它知道我许多秘密，更能领会我的心意，只要轻轻敲击，就能打开通往梦境的虫洞。

Essays

ChatGPT 研究及投资猜想 by BEDROCK

本文讨论了 ChatGPT 带来的投资机会。重要观点摘录如下：

大模型有两种进步模式：渐进和涌现。

投资机会

The Vertical Opportunity by Pratyush Buddiga

本文讨论在 SaaS 行业中的垂直机会。文章提出的问题是：向垂直行业提供 SaaS 的企业是否值得投资。看起来，答案是否定的：

许多垂直 SaaS 公司向健身房、理发店、餐馆和洗车店等中小企业销售软件解决方案。这是风投所讨厌的一切：低 ACV 和难以货币化、分散的 GTM、低客户质量、高流失率。

但作者很快就提出了相反的看法：

Vertical SaaS companies touch every aspect of businesses from finance to customer relationships to employee management, creating an opportunity for an inherently multi-product “compound company” with a correspondingly higher ARPU, LTV, and NRR.
They are a natural “system of record” or “operating system” for the customers they serve. They can capture large market share as customers look for a single point of accountability rather than multiple point solutions. The buyer and user are very closely tied (or often the same person!) rather than separated by several layers of bureaucracy.
垂直 SaaS 公司涉及企业的各个方面，从财务到客户关系再到员工管理，创造了成为多产品「复合公司」的机会，相应地提高了 ARPU、LTV 和 NRR。
它们是客户服务的自然“记录系统”或“操作系统”。随着客户寻求单一责任点而不是多个解决方案点，它们可以占据大量市场份额。买家和用户非常紧密相关（或者通常是同一个人！），而不是被几层官僚主义分开。

其关键在于，中小企业的管理相对简单，一般就是老板自己。只要能够突破单点购买决策，就能够顺藤摸瓜，销售越来越多的服务给客户。

一旦垂直 SaaS 公司与 SMB 管理的某些方面挂钩，就会自然扩展到其他产品。例如，如果初创公司从管理付款和核对总账开始，它可以扩展到即时存款、贷款或工资单和福利等产品。它也可以从前台开始，CRM 最终会添加营销产品，电子商务工具等。雄心勃勃的创始人可能会同时从两者开始。

道理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些中小企业自身的经营是脆弱的。也就是说，即便完成了成功的销售，也可能会因为客户自身的存续周期而面临脆弱性。作者在文章后半部分认为，应该为这些企业提供更好的软件服务，让他们能更好的经营，这多少有一些是道义上的支持，可能是一厢情愿。

Apple Demos vs. Amazon Memos by Trung Phan

Trung Phan 在 newsletter 中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Apple Demo 和 Amazon Memo。

太长不看版：Jeff Bezos 在亚马逊注入了一种写作文化，而 Steve Jobs 和苹果则通过产品演示来设计产品。

Amazon Memo 最初来自于 Bezos 在 2004 年的一封内部电子邮件：

A little more to help with the reason "why." Well structured, narrative text is what we're after rather than just text. If someone builds a list of bullet points in word, that would be just as bad as powerpoint. The reason writing a 4 page memo is harder than "writing" a 20 page powerpoint is because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a good memo forces better thought and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and how things are related. Powerpoint-style presentations somehow give permission to gloss over ideas, flatten out any sense of relative importance, and ignore the inner-connectedness of ideas.
再多一点帮助解释“为什么”的原因。我们追求的是结构良好、叙述性强的文本，而不仅仅是文字。如果有人在 Word 中建立了一个项目符号列表，那就和 PowerPoint 一样糟糕了。写一份 4 页备忘录比“写”一份 20 页 PPT 更难的原因是，优秀备忘录的叙事结构能够促使更好地思考，并更好地理解重要性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类似于 Powerpoint 风格的演示文稿会让人们觉得可以轻松跳过想法、平铺直叙任何相关重要性感知，并忽略想法之间内在联系。

而根据 Ken Kocienda（[[Creative Selection]] 一书的作者，前苹果工程师）的描述：

Kocienda — who developed iPhone’s autocorrect among other things — says Jobs used “demo reviews as his chief means of deciding how Apple software should look and feel and function” and that he “made all important product decisions.”
Kocienda 是 iPhone 自动更正等功能的开发者，他说 Jobs 使用“演示评审作为决定苹果软件外观、感觉和功能的主要手段”，并且他“做出所有重要的产品决策”。

Kocienda 在 2022 年 5 月的推文中写道：

[Jobs] insisted on concrete and specific demos that showed what the product we were trying to make would be like. Not documents, plans, slides, or hand-wavy abstract talk. Demos. These demos focused everyone. They helped to eliminate vague thinking. Everyone knew we had to produce work that would be up to his level, a demo ready for his review. The demos had to be perfect too, to the extent of what they included. If a detail was shown, it had to be an exact proposal for what we might ship. Wasting time is a great way of thinking about this too, since his demo review method saved time. Nobody produced useless content that wasn’t the product. We went directly at the problems we were trying to solve and the products we were trying to make. He insisted on it.
[Jobs] 坚持要有具体和明确的演示，展示我们试图制作的产品会是什么样子。不是文件、计划、幻灯片或模糊抽象的谈话。演示文稿。这些演示文稿让每个人都聚焦在一起。它们有助于消除模糊的思维方式。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必须生产出符合他水平标准的工作，一个可以供他审查的演示文稿。这些演示还必须完美无缺，包括其中所涉及到的所有细节都必须是可能发货的精确提案。浪费时间也是考虑这一点很好的方法，因为他对演示审核方法节省了时间。没有人会制作与产品无关且毫无用处内容，我们直接解决问题并尝试制造产品，并坚持如此做。

不难看到，Demo 和 Memo 两种形式异曲同工在于它们都尽可能还原产品在现实中可能呈现的样子。Memo 通过叙述的方式，能够让更多人阅读并给出建议，而 Demo 则要求物理形态上的表现，难度更高，并且要求评价者能够针对这种高维度的还原做出正确的判断。正如 Kocienda 在书中写道的：

Apple demos served a similar purpose. “Demos made us react, and the reactions were essential,” writes Kocienda. “Direct feedback on one demo provided the impetus to transform it into the next. Demos were the catalyst for creative decisions…making a succession of demos was the core of the process of taking an idea from the intangible to tangible.”
苹果的演示有着类似的目的。Kocienda 写道：“演示让我们做出反应，这些反应是至关重要的。对一个演示直接的反馈促使我们将其转化为下一个版本。演示是创意决策的催化剂……制作一系列演示是将想法从抽象到具体过程中核心所在。”

Memo 和 Demo 都是为了能够推动重大决策。决策者需要在压缩的时空中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并根据逻辑和想象，做出推演和判断。Memo 和 Demo 都能够给于尽可能客观的信息量，而避免陈述者的叙事技巧干扰决策者的判断。这时候，复杂度全都转移到了决策者这一边：他得到了不受干扰的全部可行信息，只剩最后的决策。

Jony Ive 在 Jobs 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写道：

Ideas are fragile. If they were resolved, they would not be ideas, they would be products. It takes determined effort not to be consumed by the problems of a new idea. Problems are easy to articulate and understand, and they take the oxygen. Steve focused on the actual ideas, however partial and unlikely.
想法是脆弱的。如果它们被决定了，它们就不再是想法，而是产品。要避免被新想法的问题所消耗需要坚定的努力。问题很容易表达和理解，并且会占据全部注意力。Steve 专注于实际的想法，无论这些想法有多么部分或者不太可能实现。

Memo 和 Demo 正是从「想法」到「产品」之间的那个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容器。

不安全的世界 by 西昻翔

西昻翔本周发表了一篇很个人化的读书笔记。其中他对比了茨威格和索罗斯两个人在面对战乱时的经历和结局。

茨威格是在比利时的假期中收到了奥地利大公遇刺的消息的，在短暂的震惊后，一切恢复如常。他回到维也纳，「默默观察」着战争的变化，之后又辗转到英国和巴西，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无国籍的难民，最终他在一无所有中和妻子共同自杀赴死。

西昻翔的评论是：

彻底的改变让人不舒服，并且会造成巨大的认知失调。我们会在直觉上抵制和否认，因为我们不想离开安全的世界。

而索罗斯则不同。他的父亲与茨威格是同时代的人，他参加过一战，从西伯利亚的战俘营逃脱出来。他有意识的培养索罗斯「在充满敌意和混乱的环境中“航行”的直觉」。这种在极端恶劣环境下做出的准备让这个家庭在战火中得以幸存，索罗斯也获得了前往伦敦学习哲学的机会。

在发生重大变化的那些时刻，决策速度很重要。没有什么比内在阻力更能让我们放慢脚步。必须接受新的信息，最重要的是，采取行动。

作者在文章结尾处引用了一句话：

这让我想到另一个茨威格（Jason Zweig，《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的一句话——“Being right is the enemy of staying right, because it leads you to forget the way the world works.”

翻译：正确本身就是保持正确的敌人，因为它会让你忘记世界运作的方式。

Shortform

无中生有，万物盈天。

@ txyyss 使用 OpenAI 翻译得到的结果。原文是：

From no things comes a great multitude.

Longform

本周仍然在读 The Dream Machine，这本书断断续续读了一个月了，终于要到了尾声。

读到 1960 年代末。彼时，美国国防部旗下的 ARPA 资助的 AI Lab 和 Project MAC 都在 MIT 的 Tech Square 办公，仅有一墙之隔。前者由 Minsky 领导，旨在创造机器智能，而后者则是 Lick 领导，意图构建可多人同时访问的计算机网络，也就是互联网的前身。两个团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相互竞争。

The Dream Machine 一书这样描写了两个项目在理念上的微妙纷争：

然而，这恰好是每个不是获胜者的人都是输家的原因：对于 Minsky 及其追随者而言，点亮 Project MAC 的“计算机公用事业”愿景是乏味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只是达成实现真正目标所必需的手段。同样，与在线社区有关的这些事情：如果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失败者，为什么还要去和它交谈？至于 Lick 描绘的人机共生愿景，有何意义？当人类几乎已经过时时，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来增强人类的智慧？

AI 和互联网的起点曾经如此之近，而两者背后的理念又如此不同：人工智能与人机共生，两个愿景是两种未来。

Minsky 对 AI 的设想显然过分激进了，整个人工智能研究在 70-80 年代进入寒冬，而互联网和个人电脑则迎来广泛普及。后者以 Tools for Thoughts（思维的工具）和 Augmenting Human Intellect（放大人类智慧）为愿景，一方面助力了包括 AI 在内的科学进步，另一方面也为今日 AI 在大模型上的重大进展准备了丰富的语料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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