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2022: A Long Run
本周的主题是 A Long Run 一次长跑。
跑步是一项中年人很容易上瘾的爱好。最近在读 After Steve 中也讲到，Tim Cook 也保持跑步的好习惯。在知乎上，对于跑步相关的话题我也越看越多，虽然它们中很多并没有什么新意，但还是愿意打开读一下，从文字中想象奔跑的感觉。
然而，我并不是一个很会跑的人。今年开始，我基本上只能勉强用每小时 7 公里的配速跑 5 公里，大部分时候，3 公里就是我的极限。这个状况比去年相差很多。中间有一次变化，就是在去年长跑了一次后，因为未能很好拉伸，造成膝盖伤痛，之后休息了几个月，再跑，就慢下来了。
「配速」是在「跑圈」里面的一个神奇的数字。对应的英文单词是 pace，动名词是 pacing，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译都称得上准确。其实它就是跑步速度，一般用每小时的公里数来计算。现在的运动手表都会实时根据你的运动速度来进行估算。
「配速」中的「配」字是一个神奇的翻译。因为人体机能的限制，高速奔跑只能持续比较短的时间，而如果要进行长跑，则需要控制好速度。很多人刚开始跑步的时候，追求速度，很快心率就是跑到了 160 以上，坚持不了多久，肺都要炸掉，自然就只能停下来。如果要想跑比较远的举例，则需要「配置」好速度，其实就是分配好体能，保持合理的心率，这样才能享受长跑的乐趣。
我用 Garmin 的手表，每次跑步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建议。这个周六的早上，它建议我以 140bpm 的心率跑 1 小时 10 分钟。屏幕上显示着两个单词：Long Run。
说实话，我犹豫了好久：很久没有跑过这么长的距离了，我担心，一旦按下手表上的开始按钮，就不能停下来半途而废。时间还不到七点钟，北京初秋的凉爽气息让人蠢蠢欲动。我在 Strava 上找了一条路线，就决定开始了。
刚开始跑的时候，体力比较好，步伐不免会快起来，很快心率就超过 140。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心率很快就会到 150-160 这个区间，我看了一下配速，还不到每小时 6 公里——对我而言已经算是快了，这样算下来 70 分钟能跑十几公里，我开始压低步幅和步频，深呼吸，心率开始下降。
周末早上没有太多的行人和车辆，不用担心路上突发的状况会打乱节奏。我跑到河边，视野开阔，除了一些跑步和散步的人，还有一些钓鱼的人。我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看一下手表上的配速和心率，如果太快，就稍微慢一些，如果还是不行，就停下来拍个照片，顺便调整一下呼吸。如此这般，很快跑完了半程。
返程的时候，心率更容易上升，需要更多的调整。跑到 8 公里的时候，随便一跑心率就是 150。我想，应该能跑完 10 公里，索性最后两公里就放开了。
这时候，Apple Music 的歌单刚好切到 The Black Keys 的 Lonely Boy，这首歌的节奏是每分钟 166 拍，刚好是一个合适的步频。和着这个节奏，我把前面 8 公里省下来的力气都放出来，完成了最后 2 公里。
在跑的过程中，我脑中不断浮现着两个短语：paced and patient 和 gradually and suddenly。前者就是保持和控制，有耐心的坚持；后者则是前面 8 公里和后面 2 公里，逐渐的累积，突然的加速，最终完成。
很多人把长跑与冥想相比，应该是有道理的。
Essays
The Long 2022 by Venkatesh Rao
很久没有好好静下心来读 Rao 的文章。有时候我觉得 Rao 是在研究历史的物理学，他的思考总是很抽象，但一旦读进去，就能建立一种全然不同的时空观。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理论，就是对相对时间的思考。其本意就是物理上的时间概念是绝对的，对所有人都一样的，但是历史并非如此，当重要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时间就被扭曲了，这一段时间和另一段时间的长度并不相等。
本文标题中的 Long 不是长期的意思，而就是说相对意义上的 2022 年，一个更长的 2022 年。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这一年中由于疫苗普及率的上升，Covid-19 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在逐渐消散。而以此为分界点，Covid-19 前的那个稳定进步（steady progress）的 long 20th century 也结束了。
正如下图所表达的，2022 年比它看起来要漫长得多。
Rao 认为，在分界点前后，叙事会发生变化，而情绪（moods）也会发生变化，某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在历史研究的意义上具有更重要的价值。他提出了 Big Moods 集体情绪一词：
Big moods are the emotional equivalent of a concept in logic called common knowledge. Common knowledge is something that I know,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and so on ad infinitum. It’s a piece of knowledge that is as collective as it gets in some group of people. A big mood is something like that for an emotional state, it forms what I’ve previously called a sentiment superstate in a specific group.
集体情绪与逻辑上说的「常识」概念等效。 常识就是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你也知道我知道你知道，等等。 它是一群人的集体知识。 集体情绪是一种情绪状态，它构成了我以前称为特定群体中的情感超级状态。
而对于 The Long 2022 而言，在临界点上，我们所预期发生的，很可能会通过集体情绪影响未来的叙事。Rao 回忆了自己在过去的求学工作过程中所选取的 realist techno optimism（现实主义的技术乐观派）可能并不奏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在过去 10-20 年中，也选择类似的路线。Rao 写道：
For instance, while I can still deliver myself the “hit” of finding an insight about how the world works, it is not as satisfying as it once was. Insight porn is no longer a good fuel for my life. In part because so much old stuff has broken down, and so little new stuff has come together in a stable way, any insights into “how the world works” tend to be degenerate and unsatisfying. Forget about finding clever ways to trade on insights and parleying them into scripted plans in pursuit of goals and lifestyle designs; the pursuit of insight is no longer a satisfying basis for life. The ahas don’t deliver the same dopamine hit.
例如，虽然我仍然可以给自己带来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洞察力的「冲击」，但它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令人满意了。因洞察而获得快感已不再是我生活的好燃料。部分原因是如此多的旧东西已经崩溃，很少有新东西以稳定的方式聚集在一起，任何对「世界如何运作」的洞察力往往是退化的和不令人满意的。忘掉寻找巧妙的方法来交易洞察力，并将其转化为追求目标和生活方式设计的脚本计划；追求洞察力不再是生活的一个令人满意的基础。灵光乍现不再能提供相同的多巴胺冲击。
The Elite Overproduction Hypothesis by Noah Smith
Noah Smith 是 Substack 上的知名作者，拥有数千名付费订阅用户。
本文借用了 Peter Turchin 的理论假说：过度生产的精英是美国今日局面的根源。这个假说在 Wikipedia 上的解释如下：
Elite overproduction has been cited as a root cause of political tension in the U.S., as so many well-educated Millennials are either unemployed, underemployed, or otherwise not achieving the high status they expect. Even then, the nation continued to produce excess PhD holders before the COVID-19 pandemic hit, especially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or which employment prospects were dim.
精英的过度生产被认为是美国政治紧张的根本原因，因为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千禧一代要么失业，要么就业不足，要么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高地位。即便如此，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前，美国仍在继续生产过剩的博士生，特别是在就业前景暗淡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
Smith 随后列举了大量的教育和就业数据来佐证这一点。以英语文学专业为例，很多美国大学生从这个专业毕业后，如果想要找一个体面高薪的工作，首选往往是通过考上法学院，然后进入律师行业；其它的选择往往是进入媒体行业或者找一个政府公职。而在过去 10 年中，这些行业几乎都出现了就业问题：职位变少，而人才供给源源不断。
作者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一种可能真实的情形：
试着从一个 25 岁、2010 年刚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英语专业毕业的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过去的四年里，你过着知识分子的生活——你读了几十本书，用一百个关于社会、历史和人生意义的深刻想法来扩展你的思想，在长夜中与和你一样聪明的人讨论和争论这些想法。一直以来，无论你是家里第一个上学的人，还是希望让父母感到骄傲的中上层家庭的后代，你都被告知，大学是进入美国社会前 20% 的门票。你和你的父母肯定已经支付了反映这种期望的价格！除此之外，每个人都告诉你，你可以（而且应该！）找到一份职业，做你喜欢的事情，做对世界有帮助的事情，做能利用你花了那么多钱得到的教育的事情。
然后你毕业了，但没有人要律师，杂志社在消亡，新闻室在消亡，大学也不招人，而你最好的选择是，要么再去读几年研究生，要么去找一些企业的无人机工作，在那里你将整天填写 TPS 报告，而你的文凭则在你父母的阁楼上烂在盒子里。与此同时，你还背负着 4 万美元的学生债，而且现在就要到期了。
年轻一代的自我预期在调适。
过于乐观的愤怒的千禧一代可能很快就会被 Z 世代所取代，他们适度的期望与他们的 X 世代父母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一样。
似乎是历史找到了巧妙的作弊方法。
Shortform
@moretothat:
The Problem with Note-taking
记录本身不要成为一种障碍。
Longform
上周读完了一本关于 Apple（公司不是水果）的书 After Steve。这本书的主题是讲 Steve Jobs 去世后，苹果公司发生的一些变化，特别是围绕 Tim Cook 和 Jonathan Ive 两个人的变化来展开。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出版之后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Tim Cook 被 Steve Jobs 选为 CEO 的继任者，恐怕对很多人而言是有点意外的。在读完这本书后，我意识到 Jobs 在这个继任者选择上的很多考虑不仅仅是在选择人的能力（众所周知，Cook 的强项是在供应链上），而更是选择人的性格。
书中一段让我印象很深的情节是：
Tim Cook 在三十岁时一次被误诊的经历让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
二十年后，他告诉一群牛津学生：“当时我开始意识到，生活的目的不是热爱你的工作，而是以某种广泛的方式为人类服务，其结果将意味着你会喜欢你的工作。”
"It began to dawn on me then that the purpose of life wasn't to love your job," he told a group of Oxford students two decades later. "It was to serve humanity in some broad way, and the outcome of doing that would mean that you would love your job. I began to realize I wasn't in a place to do that."
书中讲到 Cook 保持了极强的生活纪律，每天 4 点起床运动，唯一的爱好是在大自然中远足；同时还保持节俭的生活方式，日用、住所和汽车都非常简单。他为 LGBT 群体发声，与 FBI 对抗保护用户隐私，这些行为让苹果公司的精神力量更加强大。他在处理内部事务中果断坚决（处理负责 Apple Maps 的软件高级副总裁 Scott Forstall），也对 Jonathan Ive 的设计团队充分尊重。
我看到的是一种精心控制的平衡。
N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