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和尚未终结的历史
虽然买到 Kindle 上一年之久，但我一直没有打开弗朗西斯·福山的全集来看。真正让我重新打开这本书的原因是郑也夫教授的《信任论》。后者引用了不少福山在 20 多年前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从社会资本和文化差异角度追寻对经济繁荣的归因，使得我在读完之后，怀有极大的兴趣继续逆流而上，追溯思想的源头。
在整理完两本书的读书笔记之后，我发现，虽然两本书具有相似的标题，但实际上所讨论的范围非常不同。福山的《信任》，首次发表于 1995 年，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这本书是对大名鼎鼎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补充。全书的开篇，就从他对文化之重要角色的重新认识发端：
文化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并且超越了特定的民族界限，延伸到了全球经济和国际秩序的领域。冷战结束后，世界人民反而越来越能感受到各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的确是对体制趋同化的一种讽刺。
与冷战时期不同，在这样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最显著的区别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于是，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体制之间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冲突可能会发生在世界的主要文化群体之间，例如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等等。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读者一定能感受到，他在这本书中的自我修正。他重新捡起黑格尔的观点（郑的《信任论》也再次引用了这个观点）：
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我论述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可以理解为两大力量的共同推动。第一种力量是理性的欲望，在这种欲望下，人类企图通过财富的积累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第二种力量也是历史进程中同样重要的动力，即黑格尔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希望自己从根本上作为自由的、道德的存在而被其他人承认。
道德、文化和习俗，是否可以向上归因于理性，是全部讨论的基础。显然，福山和郑也夫一脉相承的认同，即便出于对利益和生存的追逐，理性也并非是人类行为的全部动力。郑在《信任论》中反复推导，从生物本性出发，找到在自私之外的的利他互助动机，以及人类特有的漫长幼年期所引致的模仿行为，最终经历复杂的历史演化，逐步沉淀稳定为社会共同认可的道德文化。这些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最终成为人际信任的基础。
尽管《信任论》也提到了国家、公司、家庭和其它结社对文化和信任关系的影响，但并没有如福山一样关心各个文化之间的异同。从这个角度看，《信任》一书更像是一本区域经济学和比较人类学的交叉视角著作。福山不厌其烦的扫描了典型的低信任社会（中国、韩国、法国、意大利）和高信任社会（德国、日本）的文化特征，并从中找到自发社会性的强弱。福山认为“自发社会性”是最有用的社会资本，它衡量了一个社会在政府或家庭刻意组建的机构之外，自发形成的新的、处于中间层级的信任关系。高信任社会更容易超越家庭的血缘关系，或独立于政府强制介入的官僚体系之外，构建共识和契约，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形成高效互动的共同体。
当代世界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由要求有高度社会合作性的组织，而非个人，来完成的。产权法、契约和商业法都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必不可少的制度，倘若再佐以社会资本和信任，商业交易的成本将会显著降低。而信任是有共同道德规范或价值的既有共同体的产物。这些共同体，至少就目前它们的成员的体验来说，并非是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理性选择的产物。
文化的差异决定了信任的强度，进而影响经济的活力。福山认为，企业规模的大小不仅仅取决于政策、产业结构等经济学范畴的因素，也很大程度上受到“自发社会性”的影响。高信任社会由于更容易超越家庭主义（基于原始的血缘关系）建立人际信任关系，从而更容易形成更大的规模的组织结构，而不会由于内部过高的管理和沟通成本而造成失灵。这个观点，和我们熟知的制度经济学派的分析框架一致，但从更宏观的角度观察了文化对组织规模和内部成本的影响。
组织内部的分工合作关系，也受到信任关系的影响。按照福山的理论，精益制造和质量小组显然更容易从日本这样的高信任社会兴盛，而到了湿润的美国西海岸，则演化为遍地开花的硅谷创业公司。小团队会战胜大工厂吗？为了应对脆弱善变的人际关系，对资本和劳动力的组织方式在各个文化和产业背景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需要规模以发挥它的伟力，而人类却需要终生斗争以争取个体的承认。在庞大和机械的机构面前，人与人的信任关系被量化和物化，无法经受囚徒困境式的良心考验。怀疑论者找到了大数据和统计模型来对抗包括人心向背在内的巨大不确定性，进一步助长了数据主义和它所赖以维生的、更为冷漠的超级规模。
郑也夫的《信任论》把信任关系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人格信任（福山所反复探讨的家庭就是这类信任的典型），另一类是基于机构赋权的系统信任，后者的典型是货币和专家这两种在现代社会被广泛接受的系统。
然而，今天的信任体系却受到新技术的巨大挑战。专家这一称号已经丧失官方赋予的神圣性，中心化的考试制度和同行评议被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所替代，后者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了所有理想主义者所能设想的边际之外。Google 和 Facebook 这样的商业机构不由分说的重新设定了信息的排序规则，既并不承诺信息的可靠性，更进一步改变了人际关系的亲疏结构——古典意义上以血缘-地缘相结合的人格信任也被病毒分享背后的种种动机所侵入。在任何一个群聊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一件商品的推销员，而这件商品有一天可能会要了你的命。
Wired 最近发表了一篇长文分析了语音助手对搜索引擎商业模式的影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语音助手需要简短的、单一的、完美的解答来替代搜索引擎动辄几百条的链接索引。构建这个庞大的知识库的过程无疑是困难的，但也不需要过分担心它有一天会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和优雅的设计出现在数以十亿的消费者的家中。我们和我们的家人，会更加信任那个闪着蓝光的塑料盒子吗？人际信任正在变成人机信任，就像你更信任车载导航，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司机。
最令人不安的，是这个过程正在不分青红皂白的对所有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体系的形成不可逆转的改变。历史并没有终结，至少我们还要等到技术主义和数据主义完成对文化差异的大一统进程。就像上个世纪的经济学家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用理性人假设和经济方法所解决的一样，我们的时代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用算法和数据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