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ller: 半俗半圣
读完 Inventor of the Future，我感觉自己有一点被这本几百页的传记所容纳的纷繁细节所淹没了。作者 Alec Nevala-Lee 自己是一位科幻作家，1980 年出生在加州，如姓氏所暗示的，有一半的中国血统。在出版了一系列自己的科幻作品之后，他转向传记写作：先是一本 Astounding（中文版《惊奇：科幻黄金时代四巨匠》） 描绘了科幻大师的群像，位列雨果奖和轨迹奖的终选名单；时隔四年，再次出版了 Buckminster Fuller 的传记。
Fuller 是谁呢？他的头衔一般会包含建筑师和未来学家，但他最大的特点在于他是一位「通才」（generalist），用他自己的说法，一位 comprehensive designer。特别是到了晚年，当他不满足于在建筑领域的影响力之后，他开始以一种天外来客的俯瞰视角来思考人类文明的种种问题，因此，他也经常会和结构学、系统论和哲学关联在一起。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书评中，建筑师和作家 Witold Rybczynski 写道：
The author clearly admires his subject, which makes some aspects of his dispassionate narrative all the more unsettling: Fuller’s fraught relationship with his wife, Anne; the serial affairs, often with very young women; the excessive drinking; the monumental ego that often acted against its own better interests; a protective instinct about his ideas that verged on paranoia; and always that carefully crafted “reality distortion field.” For someone like this reader, who met and was influenced by Fuller, reading these revelations is a chastening experience. In his public appearances, Fuller could come across as a selfless seer, almost a secular saint; in Nevala-Lee’s biography he is all too human.
作者显然很钦佩他的对象，这使他的冷静叙述变得更加令人不安：Fuller 与妻子 Anne 的脆弱关系；一连串与年轻女子的婚外情；过度饮酒；标志性的与自我利益相冲突的自负； 对偏执想法的保护本能；精心营造的「现实扭曲力场」。对于收到 Fuller 影响的读者，阅读这些真相令人愧疚。Fuller 的公众形象是一位无私的先知，甚至于是世俗的圣人。而在 Nevala-Lee 的传记中，他太像一个普通人了。
的确，这本书横跨 Fuller 80 多年的生命，在这 80 多年里，世界打了两场大战，人类在血与火中找到了科技之光，而 Fuller 也从一位哈佛辍学生，成为举世文明的大师。书中穿插的人名，有些是 Fuller 在各个时期的亲友伙伴，他们可能会反复出现，也可能会时隔多年突然来访，而有些人则在那个时代鼎鼎大名，他们和 Fuller 擦身而过，留下轶事美谈。Fuller 把他的大把时光都花在旅途和演讲中，也因此和大量的名字建立了关联，而对于阅读和写作一本传记而言，就需要作者和读者加倍努力，在繁密的网络中寻找踪迹。
在本书的开头，有一句话很值得玩味：
Like many of his successors, he benefited from a privileged background, which allowed him to take repeated risks without falling out of the upper class.
像许多后来者一样，他从特权的背景中受益，这使他能够反复冒险而不会脱离上层阶级。
家庭背景的确提供了一层结实的安全网。Fuller 的青年时代是以挥霍金钱、逃课、被开除的剧情为主线的，但他的家庭并没有如想象那样能够马上为他提供满血复活式的支持，相反，为了堵上欠下的学费，他跑到魁北克的农场装配机器，又跑到纽约的肉类批发场打工，这些经历并不像是一位纨绔子弟会有的。
这些早年生活的埋伏至少预示了两件事：第一，Fuller 并不擅长和钱相关的事务，这一点在他后面数十年的生命中展露无遗；第二，Fuller 很接地气，书中特别提到，他在魁北克的工作让他开始了自学成才式的工程学探索——他天生有视力问题，这让他对外界的感知与常人不同，更加依赖触感，对机械的接触为他后来对几何结构的痴迷埋下伏笔。另外，也正是因为纽约，他遇到了一生的挚爱 Anne Hewlett。
Fuller 真正的职业生涯应该说是从军队开始的。在美国正式宣战之前，他曾短暂的加入预备役训练，并展示了出色的射击能力。后来，随着美国加入一战，他也正式成为海军一员，后来又考入海军学院，接受了更多工程技术方面的培训。在服役过程中，他第一次在舰船上发现冰箱可以近乎完美的保存奶油，以及可以清晰的传递语音的无线电，这让他思考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影响。
书中花了不少篇幅描写 Fuller 的婚姻和家庭，而我认为这桩婚姻对他人生最大的影响可能是 James Hewlett——他的岳父。James Hewlett 是著名的建筑师、壁画家和舞台设计师，最重要的作品恐怕是纽约 Grand Central 火车站的壁画。Hewlett 是一位通才，他与人联合创办了 Digressionist Society，把 Leonardo da Vinci 尊为建筑师的榜样；而他在绘画和舞台设计上的成就和在欧洲学习的经历又让他在建筑设计上产生了很多全然不同的思考。
正是在岳父的引领下，Fuller 逐步走进建筑与设计的大门，他们共同创办了 Stockade Building System。受到 Hewlett 的影响，Fuller 接受了来自包豪斯设计的理念：如何更经济高效的设计建筑——这来自于战后重建的实用性需求，也为未来的新潮流做好了铺垫。
Stockade 起初是成功的。通过在设计中使用创新材料，大幅降低了材料的重量，又通过标准化模块降低了装配的复杂度，整个系统所用到的材料可以用一辆卡车装运，这使得建造一间房屋的整体成本降低了，对于一战后的美国而言，这无疑是击中了一项关键性的需求。
然而，在岳父逐步淡出日常经营后，Fuller 却在开拓中西部市场的进程中接连失利，最终被迫辞去公司职务。好巧不巧，他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在大女儿夭折后，他更加重视对家庭的责任。这或许不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个人财务上的窘迫，但这一次的压力更加沉重。Fuller 走到密歇根湖边，几乎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在最后时分，他顿悟出了宇宙和人生的奥义。
You do not have the right to eliminate yourself; you do not belong to you. You belong to the universe. The significance of you will forever remain obscure to you, but you may assume that you are fulfilling your significance if you apply yourself to converting all your experience to highest advantage of others. You and all men are here for the sake of other men.
您无权终结自己的生命；你不属于你自己。你属于宇宙。你存在的意义对你自己而言永远是晦涩难懂的，但是你可能会认为，如果你将自己的所有经验转换为他人的最高优势，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意义。您和所有人的存在都是为更多的人。
在传记作品中，这样的时刻其实很难以描述：这是一场主角自己才懂得的内心戏，外部视角很难充分理解——更别提表达——其中的斗争与挣扎。虽然 Fuller 喜欢自我表达，但他也被发现经常会夸张的表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书中用了 egocide 这个词来定义这样的一次醒悟，我理解为「杀死自我」，大致意味着一个人的告别与重生。
Dymaxion 是 Fuller 一生造出了各种概念中最常被提到的一个，它是 Dynamic + Maximum + Tension 的怪诞组合。他把这个概念应用在汽车、建筑和地图上，略显随意，也用这个名字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但经营称不上良善。这些闪闪发亮的词汇直到今天还在用它的神秘感为其未来主义背书。
Fuller 首个以 Dymaxion 命名的作品是 Dymaxion Car，其外观设计今天看上去也充满了未来感。但是，这辆车带有很多安全问题，差点要了他和妻子的性命。Fuller 此后更加聚焦于建筑设计，但真正让 Dymaxion 出名的是 Dymaxion Map，这是一副把二十面体的地球投影到平面而成的世界地图。这个地图设计显现了 Fuller 对空间结构的出色想象，又因在 Life 杂志上发表得到了广泛传播。Fuller 曾经将这幅地图作为礼物赠送给多位政要或名流，他也以此表达了自己的世界观：
在宇宙中没有上、下、北、南，只有内外分别。「内」的意思是：恒星和行星的重力；「外」的意思是：远离重力中心。富勒认为大多数其他世界上北下南的的分法是一种文化偏见。
Fuller 擅长的正是这种以小见大。我认为，Fuller 始终在追寻两件事：
- 更高效的建筑。
- 对宇宙的洞察。
这两件事看起来没有什么直接关联。第一件事是 Fuller 留在地球上最触手可及的遗产，无论是早年在 Stockade 的尝试，还是后来战时为美国军方设计的 Wichita Houses，再到最为著名的 Dome 圆顶结构，这些设计的背后都充满了对材料和结构的深思和巧用。而这又连接到第二件事，如何在建筑中运用来自宇宙和自然的力量。
Fuller 试图用技术来回答这个问题。战争为他带来了崭新的技术发现，战后重建的需求又带来了新的设计思潮。Fuller 站在未来与现实中间，有时候更偏向未来多一步，最终给出的答案往往是新颖有余，实用不足。他否认自己是一个未来主义者，但又对自己非科班的出身显得不够自信。
对于出色的设计，如果它不够实用，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艺术或者未来学为台阶，摆脱存在危机。Fuller 却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这件事情上，他获得最大的成功主要是来自美国海军和大学的订单，但都远远没有达到广泛采纳的程度。至于民用，他所设想的那种成本低廉、容易组装的房屋远远没有实现。真正解决问题的是类似 Levittown 这样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不够酷，也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学后果，但它就是比 Fuller 想象的那种飞机空投式的移动房屋要更管用。一种说法是，Dome 启发了 The North Face 的帐篷和 IKEA 的家具，前者是有迹可循的，而后者则大概是灵感上的关联。
具体如住房问题，往往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更是经济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Fuller 设想把自己设计的房屋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范围的应用和事件。在一篇名为 Motion Economics 的报告中，他提出了 Contact Economy 的概念：
A world commonwealth would allocate resources to nations, with businesses renting materials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deas from individuals, and industries would be socialized after they became too large to benefit from speculation.
世界联邦将把资源分配给国家，企业从政府那里租用材料和个人的想法，行业将在他们变得太大之前就被社会化。
这样的想法引致了类似 Manhattan Dome 这样的设计：用一个巨型的圆顶结构笼罩在城市上空，以中心化的方式规划和管理能源、气候、交通和住房。这篇报告发表在二战后，显然它充满了乌托邦式的空想。而到了冷战时期，Fuller 的思想又发生了去中心化的转变，在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演讲中，这种转变显而易见：
In January 1949 he gave a talk at the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at linked synergy—the behavior of a whole unpredicted by its parts—with industrialization, which had benefited from the unexpected properties of alloys. He also related his work to the Cold War. Since America and the Soviet Union would be evenly matched in combat, he advocated a strategy of decentralization based on the dome, predicting, “The winner will be that side which has the most effective defense.”
1949 年 1 月，他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发表了一场演讲，将协同作用（Synergy, 未被其组成部分所预见的整体行为）与工业化相关联，后者已经从合金的特性中获得超出预期的收益。他还将自己的工作与冷战相关联。由于美国和苏联在战争中势均力敌，因此他提倡基于圆顶结构（Dome）的去中心化战略，并预测：「获胜者将是具备有效防御能力的一方。」
诚然，Fuller 生活在一个摇摆动荡的年代，两次世界大战和之后的冷战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大部分时候都几乎只是一个边缘人，游走在建筑、设计、艺术、媒体、军事等多方之中，交游甚广，追随者甚多，但直到晚年都处于一种寻求自证的状态。很大程度上，他和 Henry Luce 等文化名流的接触助推了他在中年时期的影响力，而在 Black Mountain College 等机构的教学活动帮助他建立了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先知形象，而这一点又和战后的文化运动交织在一起，让他的声誉达到了巅峰。
1954 年 1 月 28 日，即将满 60 岁的 Fuller 目睹了他为海军设计的 dome 在一架直升机的悬吊下在空中飞行了半英里。这张照片后来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成为他一生中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瞬间。
这张照片的意义可以由其画面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 dome 自身的轻量实现了 Fuller 对房屋的设想，另一部分是 Fuller 望向其作品的背影，花白的、略微秃顶的头发和双手插袋的姿态，让人想象他的面部表情，同时给了观众第一人称视角。
十三年后的 1967 年，蒙特利尔世博会开幕，Fuller 以 dome 为基础设计的美国馆面世。世人自然的把它与沉闷的苏联展馆相对比，前者如天外来客般的未来造形，而又充分考虑了自然采光，是人工与自然的巧妙结合。用 Fuller 自己的话说：
Fuller described the Montreal Expo Dome as a completely rational structure conceived for “high performance per unit of invested weight, time, and energy” and derived from pure mathematics: “The aesthetics of such an undertaking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Fuller 将蒙特利尔博览会的圆顶结构描述为一种完全理性的结构，即「每单位投入的重量、时间和能量所带来的效能」，并源自纯粹的数学：「这种结构的美学是自然而然的」。
Fuller 在晚年出版了 Critical Path（中文版《关键路径》）一书，试图以科学和技术的视角来解读人类社会的种种纷争。在这本书中，他预言式的警告了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问题。尽管如此，他仍然保持了充分的技术乐观主义——可以说，这种精神是他对后世特别是以硅谷为代表的科技行业的最大遗产。他在书中写道：
The larger the number for whom I worked, the more positively effective I became. Thus, it became obvious that if I worked always and only for all humanity, I would be optimally effective ... What you want for yourself may never be gratified. What you want for everybody, because you can see the total benefits that can accrue, is usually reasonable and technologically gratifiable, and to be realized possibly within your own generation.
越是为更多人工作，我就变得更加高效。因此，很明显，如果我总是和仅仅为了全人类而工作，我将是最高效的 …… 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可能永远不会得到满足，而你为所有人想要的，因为可以看到其所累积的好处，通常是合理的并且可以在技术上得到满足，并且能在这一代就得以实现。
Fuller 与他的妻子 Anne，尽管经历了分分合合，几乎在同一天离开人世。
本书在尾声部分提及 Fuller 对细胞生物学、化学、电影、互联网等多个行业的后续影响。
在 Fuller 七十多岁的时候，他还讲过：
I do want you to understand that I do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我的确希望你能理解，我完全知道我在讲什么。
然后他继续讲着今天听上去仍然很费解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