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下一代
本文自春节假期开始写作，零零散散经过了数次增删。它最初的想法来自于每年一次的长时间和父辈相处体验。在社交媒体上，回乡过年的幸福与焦虑感共存，近年来，关于后者的表达甚至更强烈一些。这些焦虑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跨代沟通的困难：父辈的想法显得坚固而可笑，在我并不愿意接受的同时，又完全可以理解——他们成长的环境和我有显著的不同。
最近阅读的 Bowling Alone 一书中，跨代差异是全书的重要主题。作者提供了横跨数十年的调研数据来佐证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在观念和行为上会有多么大的差异。对于 20 世纪而言，最大的代际差异在 Baby Boomer 那一代后出现，作者将这种变化归结于电视的快速普及。
这种解释方法让我想起几条不同的曲线：技术和人类的生命周期将交叉碰撞，从而塑造出一代又一代不同的人类。我也开始回想，为什么最近几年买的年货中越来越多的是科技产品——似乎只有这些产品才是跨代的共同叙事。
特德·姜的《你一生的故事》并不是关于人类如何处理突然造访的外星人危机，而是关于如何在叙事方式中找到了跨代彼此沟通的灵感。
在 Robert D. Putnam 的 BOWLING ALONE 一书中，他把社会变化分成了两种：一种是 Intracohort，也就是在指在一个人群内部发生的变化，另一种是 Intercohort，也就是指在不同人群之间发生的变化。他明确指出 Intercohort，也就是不同代际之间的差异和变化，是过去数十年美国社会变化的主旨。他用性观念变化的例子来讲述这两种变化的差异：
The second sort of social change is slower, more subtle, and harder to reverse. If different generations have different tastes or habits, the social physiology of birth and death will eventually transform society, even if no individual ever changes. Much of the change in sexual mores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has been of this sort. Relatively few adults changed their views about morality, and most of those who did actually became more conservative. In the aggregate, however,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premarital sex, for example, have been radically liberalized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because a generation with stricter beliefs was gradually replaced by a later generation with more relaxed norms. Sociologists call this type of change “intercohort,” because the change is detectable only across different age groups. Precisely because the rhythm of generational change is slower paced, it is more nearly inexorable.
第二种社会变化比较缓慢，比较微妙，也比较难逆转。如果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品味或习惯，即使没有个人改变，出生和死亡的社会生理学最终也会改变社会。过去几十年来，性观念的变化大多是这样的。相对较少的成年人改变了他们对道德的看法，而大多数改变的人实际上变得更加保守。但总的来说，比如美国人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彻底自由化了，因为信仰比较严格的一代人逐渐被规范比较宽松的后一代人所取代。社会学家把这种类型的变化称为 "跨代"，因为这种变化只有在不同的年龄段才能检测到。正因为代际变化的节奏较慢，所以它更近乎不可阻挡。
书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即便只是简单的按照二三十年一代人的粗略划分方法，也仍然能够清晰的看到，同代（Intracohort）在行为和认知上的差异微乎其微，而跨代（Intercohort）则出现了巨大的阶梯式变化。生老病死的社会生理学是社会不断产生变化的永恒引擎。
Putnam 的这本书篇幅很长，不厌其烦的使用各种调研数据来证明或证伪每一种可能性。他排除了教育、收入、女性务工等多种因素，一直找到电视作为大众媒体出现，才算找到真凶。电视在美国家庭的渗透率从 1% 涨到 75% 以上只花了 7 年时间，而电话则花了 67 年，汽车用了 52 年，最为相近的广播电台也用了 14 年（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大萧条的影响）。如果你出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那么你的童年时代将是在电视吞噬一切的景象中度过的。根据学者 Paul Light 的统计，一名 baby boomer 长到 16 岁的时候，他（她）已经观看了 12000 - 15000 小时的电视，也就是 15 - 20 个整月（24 小时 x 30 天）。
其它的发明尽管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众生活方式，但与电视相比，它们都显得慢条斯理，无法在童年记忆中留下足够的痕迹。
童年：与技术周期的冲撞
童年时代的记忆往往是模糊的，但迅速和宏大的变化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剧变仍然会让孩子们把最新科技当作是家常便饭。作为一名出生长大在中国的 80 后，我从来不记得没有电视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自然，我也很难想象对于 00 后而言，iPhone 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如果一个人是在童年时期和一次范围巨大、速度极快的变化相遇，那么他将被包卷在一个超大规模的网络效应之中：每个人都在经历同样的变革，其速度之快让每个人都来不及反应或消化；正因为是这样，每个人都会提出问题，并反复在各种场合谈论起相关的话题，这就创造了一场普遍的叙事，以 Memes 为最小单位进行传播；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可避免的被改变，而每个人也都会把身边人的再次卷入到这场变革中来，进而让网络规模再一次增殖。
我尚不清楚，是不是历史上的每一代人都会经历这样的童年，还是仅仅在最近几代人的纪元中童年的平静才被打破了。特别是对于最近几个十年中出生的人来讲，都应该还可以在回忆中找到这样的痕迹。
以这样的纪元方式，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出生年份为起点来定义一种相对的世界观，并创造出与上一代人全然不同的平行宇宙。现在，想象以第一人称视角来推动历史的时间轴，你一生的故事，将会遇到数次伟大的变革或不幸的灾难。灾难，如同黑天鹅，总会发生，而难以预料。变革，却是在前代人但时间轴上埋下的伏笔，转世在这一代人的时间轴上发生。在所有的变革中，技术创新的力量最为强大。技术周期将和每一个人的相对纪元交汇融合，碰撞出跨代的巨大差异。
OSAM 在 Value Is Dead, Long Live Value 一文中引用了 Carlota Perez 对五次技术革命的总结：
Perez 认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经历五阶段。其中第二个 Frenzy 和第三个 Turning Point 阶段，技术应用的普及达到了最高的速率水平。
上面这条曲线在过去两个多世纪中上演了五次。相比与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这段时间跨度可以说是很短的。但在这段时间中出生的人，很可能会经历技术曲线的冲撞。特别是在童年时代，遇上了技术的狂热周期。一代人就会在某种技术突然间变得无所不在、不可或缺的环境下长大，从而建立一种和上一代人全然不同的习惯性假设。这种假设从童年开始，如影随形的伴随他们走完一生。
然而，一生中的时间并不是平均分布的。在某个时间点之前，人需要积攒力量，在有些无聊的生活中，逐渐接近能够进入生命下一个阶段的能级。但无论如何，童年的印记已经形成了。就像 Jeff Bezos 和 Elon Musk 的童年在电视上看到了登月计划、JFK 遇刺和越战，等到登上舞台的时候，他们是带着这些记忆而来的。
而当一个人从童年中长大，他已经完全习惯于所成长的文化，因而无力想象另外一种可能的平行世界。
40 岁：创造新的文化
Venkatesh Rao 在 Crash Early, Crash Often 一书中把一个人的生命在 40 岁那里画了一条线：40 岁之前，接受社会文化的影响；40 岁之后，创造新的文化。
从 Rao 晦涩的文本中，我们可以认为，40 岁这个时间标尺是一种人类社会文化的共同认知。
In the scheme above, 40 is the only roughly stable number. It exists as an approximately fixed point because it is an emergent outcome of history. It is reflected in the nature of humanity’s collective cultural archives, religions, sitcoms, ideologies, self-improvement plans, justifiably ageist 40-under-40 award schemes, weight-loss plans, and dating advice.
在上述方案中，40是唯一大致稳定的数字。它作为一个大致固定的点存在，因为它是历史的一个新结果。它反映在人类的集体文化档案、宗教、情景喜剧、意识形态、自我提升计划、合理的年龄歧视 40-under-40 奖励计划、减肥计划和约会建议的实质中。
对大部分人而言，40 岁并不是一个可以在公众面前大声讲出来的年龄，这甚至和性别无关。作为一位中年男性，我也时常苦恼于自己的生理年龄已经无限接近这个数字。这就意味着，我要被无辜的牵涉到很多关于 40 岁以上中年男性的经典笑料中。油腻、焦虑、过时，这些名词让人无论如何也躲闪不开。
但真实情况是，40 岁也是一种社会生理学上的恰当安排：40 岁并没有在生理上过分衰老，仍然保有生活和工作上的旺盛能力。加上现代医学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善于通过科学的饮食、起居和医疗手段来延缓生理周期所带来的影响。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成功人士很多都看起来精力充沛，丝毫不像是他们真正的年龄。就在 40 岁听上去有些难为情的时候，人们往往会用其它的方式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正如 Rao 在这一段话中讲到的：
In case you hadn’t yet noticed, the few older archetypes and characters who do play a role in our collective cultural imagination tend to be unrealistically wise, healthy, evolved, and wondrously well-prepared for retirement. Unlike archetypes of youthful beauty and vigor, these are not meant to set unrealistic standards for older people to actually strive towards. It’s too late for them. They are meant to prevent young people from getting too distracted by their own future concerns to play the present-day meaning games the world needs them to play.
如果你还没有注意到，在我们的集体文化想象中起作用的少数老年原型和人物，往往是不切实际的智慧、健康、进化，并为退休做好了奇妙的准备。与青春美丽和活力的原型不同，这些并不是为了给老年人设定不切实际的标准，让他们真正努力去实现——对他们来说为时已晚。它们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年轻人被自己的未来关注所分散，而无法玩转世界需要他们玩的现世意义游戏。
这么来看，「40 岁」并不是讲给 40 岁以上的人来听的故事。相反，它是用来激励 40 岁以下的年轻一代的。你去看机场书店里摆放的畅销书，封面清一色都是那些 40 岁以上的人的头像。40 岁以下的人出书讲课立传，多少都会被人为是有些轻浮。而过了 40 岁，则经历了足够多次周期，足够成为新的文化制造者，影响年轻一代的人。
经历周期这件事在 40 岁来临的时候应该至少会经历 3 次以上了。但如果经历太早，年纪太小，或者是没有足够强大的心智来消化理解在周期迭代过程中产生的那些信息，或者是没有足够多的资本或足够高的地位来亲身参与游戏。40 岁之后，无论是认知能力，还是个人财富和地位的积累，都能让一个人拥有真正的筹码和头脑，这时候，周期对个人才真正有所意义。
在最近的跌宕起伏的二级市场行情中，我所在的一个投资行业校友群中偶然出现了这样的一段对话（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略作了简化和修改）：
A: 有没有一点 2007 年的感觉 ...
B: 别吓人哥 ...
A: 希望不要是 1999 年 ...
B: 😂
C: 我咋觉得像 2015？
这段对话中的每一个年份数字背后，都有一场金融市场的灾难，无数的人、家庭和公司陷入绝望，甚至万劫不复。而在这个寥寥数句的对话中，却被轻描淡写的压缩成几个数字。在这个几百个人的群中，由于成员年龄和阅历的不同，大部分人无法参与到这个对话中——他们并没有相应的经历，但却会仰望着 A 随意的几句聊天，下意识的幻想自己未来的样子。
这个群聊场景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的微缩。40 岁以上的人并不必然知道自己的所具备的社会资本，也对自己对外界发射但信号毫无知觉。就像这个对话中的 A，尽管他并没有任何炫耀的意思，但这寥寥几个数字已经创造了群聊中的社会秩序。
因此，40 岁才是进入游戏的起点。40 岁之前，大部分人都在看别人玩游戏，或者扮演游戏中的 NPC。40 岁开始，个人才可能刚刚开始拥有足够的筹码躬身入局。游戏的筹码并非财务意义上的资本积累，个人历史本身就是巨大的资本，带来社会秩序默许的影响力。
事实上，我并不想在此讨论「40 岁」是否是一个恰当的年龄分界点——实际上，这是无法被证明或证伪的。它更大的意义是帮助我们区分两代人和他们不同的社会角色。我们当然可以用其它的方式来做这样的区分。
在《人口峭壁》一书中，经济学家哈瑞·丹特提供了从个人收入支出水平角度的另一种区分方式。他提出，每个人在一生中的收入和支出具有惊人相似的规律。从大学毕业开始，开始逐步增加支出，直到 46 岁左右，达到一生支出的高峰。
在 46 岁之后，支出开始逐渐下降，但消费的取向也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享受性的可选消费显著增长，直到 70 岁，消费又进入必需性的医疗养老项目上。在 46 岁 - 70 岁的 25 年间，这些人以各种花哨的方式购买和享用生活方式：奢侈品牌、豪华汽车和出其不意的旅行目的地（在中国，由于经济增长的节奏不同，这种情况或许会晚一些才会出现）。这些购买支付了黄金时间和黄金地段的租金，也成为一部分人的社交资本，让他们逐渐成为各自那一部分社会网络的中心节点。
甚至无需 Elon Musk 这样的 Memes Master，我们仅在父辈身上就能看到他们作为家族中心所具备的能量。在春节的饭桌上，他们满面红光的举起酒杯，提出美好的祝愿。这个画面在过去二三十年中深深刻入记忆和血液，成为下一代人想要努力证明的自我价值。
如何进行跨代叙事
下一代人的生活总是上一代人塑造的，40 岁的人亲手推动了技术曲线的陡然加速，让下一代人在童年时期就彻底改变了人生的基础设定。
上一代人总会觉得自己越来越不理解下一代人，这是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觉得他们堕落不堪，另一方面又羡慕他们的年轻活力。40 岁以上的文化制造者内心的真实焦虑来自于无法沟通，从而眼睁睁的看着世界因为巨大的代际差异而失控崩溃。
但代际之间如何沟通？一代人如何把自己创造的叙事传递给下一代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 Putnam 的 Bowling Alone 一书的最大发现：在 20 世纪的后半叶，美国社会中的信任感逐代下降，特别是跨代之间出现了相互理解的鸿沟。这种代际差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存在，以至于人们已经不再记得在漫长的岁月中曾经有过的，数代人共有的记忆、习俗和文化。
随着我的年纪逐渐接近 40 岁，每次回家探望父母和祖父母的时候，我开始发现他们所能讲的故事开始重复。我的祖父曾经非常喜欢在年夜饭后给我们讲述他年轻时的回忆，往往充满了苦难和艰辛，听上去不可思议而具有传奇色彩。但一个人的经历只有那么多，在连续讲了数年甚至数十年后，就不免出现有限循环。这时候，跨代叙事就不再具有原有的传承意义，而显得有些老生常谈。
这种感受，在外部世界加速变化的时候，就显得更加强烈，对于弥合断裂的跨代叙事并没有助益。
我们必须找寻其它的方法。
Steve Jobs 发布 iPhone 的时候已经 50 多岁了，这丝毫不妨碍他对全世界年轻人产生巨大的文化影响。但问题在于，即便他今天还在世，是不是能够理解这些文化影响究竟是什么？
这并不容易。这就是代际差异最具有戏剧性的地方：创造了文化的一代人，却根本不明白自己的创造的文化在下一代人身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代人和另一代人之间最大的误解。就像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写过的：
每一个新的事物，它最有魅力的时候往往是它的创建者还不知道应该如何利用它的时候。很多时候，发明者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发明的克制感，实际上是在复杂性面前的无知、无力和敬畏。这样的情况并不仅仅在今天的互联网创业者身上发生，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家们，也往往由于自身的种种局限，未能将自己的发明推向更广泛的应用。
关键问题在于，这种文化意义上的理解是不是必要的。Steve Jobs 在发布 iPhone 时讲到，他发明的是一种移动计算设备。计算，是一个技术术语，而这种技术在被十亿消费者使用的时候，可能只是在自拍的时候可以让眼睛看起来更像日本动漫中的少女形象。技术自身不能成为可以跨越代际的叙事，它需要被转译。文化制造者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完成了这种转译的人。在年轻一代中，Mark Zuckerberg、Kevin Systrom、Evan Spiegel 和张一鸣完成了必要的转译。
今天的发明者已经越来越擅长做出长远的预判，并把这种预判转化成一种具有史诗级影响的叙事。比如 Tesla 并不是简单的用电池驱动的汽车，而是改变人类的能源利用方式，这也自然的和其创始人 Elon Musk 一贯以来的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担忧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更加宏大的叙事逻辑。这些叙事构成了超越代际差异的「想象的共同体」。加入这种共同体的方式非常简单，很可能只是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头，点一下赞或者关注，或者是鼓起勇气下单购买。消费主义本身也是叙事的一种，而在买买买面前，代际差异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了。除了 Elon Musk 这样的 Memes Master，普通人也可以参与文化制造。
购买行为构成了交易的一端。很多交易的终极卖家是 40 岁以上的人，终极买家是 40 岁以下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买卖交易是最为流行的代际叙事，甚至超过了宗教。宗教的交互成本甚至比买卖交易更高，后者具有统一流通的货币，而前者则主要是用晦涩的语言和不知真假的故事。即时通讯软件最适合来做交易工具，交易在交谈中传递重要的叙事，或者是最普遍形态的共识。
技术参与文化创造的最佳姿态就是以流行商品的形态，成为买卖的一部分。当电视和手机被数以十亿计的消费者购买回家的时候，技术就参与了文化创造。
最普遍的节日祝福就是购买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这变成了一种我们和上一代或下一代之间沟通的通行做法。糕点和烟酒在富足生活面前丧失了它们过去的独特价值，更受欢迎的做法是购买带有科技含量的商品，并包装成一种同舟共济、携手同行的情感联结。这些商品自身也不断放低身段，从电视这样的耐用品，变成了手机这样的快时尚。这让跨代的对话可以更加频繁，并时常保有新鲜感。
如果拉远来看，跨代叙事的传导方式是：Steve Jobs 发明了 iPhone → 在年轻人中流行 → 反过来影响上一代人。有趣之处在于，由于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的文化，他们反而成了 40 岁以上的人的传声筒。尽管我们从跨代沟通问题开始，最终却发现同代人之间反倒缺乏直接沟通的管道。
这或许是养育下一代的真正意义：他们好像是从外星造访的来客，让我们在手忙脚乱中学习新的语言，从而可以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