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gels vs. Architects: 创新系统的两种解法
如何更好的创新，一直是过去几年我集中阅读、思考和实践的主题。创新并非无中生有，它有迹可循。特别是在过去的 200 年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出现了知识大爆炸；与此同时，人类对于自身认知系统和群体协作行为的研究也找到了方向：前者让我们理解人类作为个体的非理性行为的普遍存在和可预测性，而后者则告诉我们，群体如何影响和改变人类的个体行为。
创新如此重要。一方面，它带来对既有结构的破坏性颠覆，创新者获得惊人的回报，而其他人则面临灭顶之灾；另一方面，它难以捉摸，一百次失败并不能保证一次成功，这不仅仅需要执着的坚持，更需要对不确定性具有超人的理解。
在这个主题下，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脑神经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等各种聪明的大脑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迄今为止，我们拥有了《创新者的窘境》等长销不衰的经典著作，也催生了风险投资行业这个金光闪闪的崭新职业，政府、学术机构和私人企业都用各自的方式投入重金，孵化或是捕捉下一个独角兽。
世界上前进最快的人思考世界前进的动力
2019 年 7 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刊登了 Patrick Collison 为第一作者联名撰写的文章 We Need a Science of New Progress。Science of Progress 就是关于人类社会如何持续发展和进步的研究，或者叫 Progress Studies。此类研究的典型问题是：为什么硅谷孵化了这么多科技创业公司？为什么把研究资金给 50 岁以后的学者更容易出成果？这些问题和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实际上是相同的。Patrick Collison 是 Stripe 的创始人和 CEO，他 10 岁开始在大学学习计算机，16 岁以人工智能项目 Issac 获得年度 Young Scientist 称号。他和弟弟联合创办的 Stripe 估值 92 亿美元，使得他成为了世界上最年轻的十亿富翁。
这个世界上前进最快的人开始思考这个世界前进的动力到底是什么。Loonshot 一书的作者 Safi Bahcall 的履历同样丰富：
- 13 - 16 岁：在普林斯顿学习物理和数学。
- 22 - 30 岁：在哈佛和斯坦福分别拿到了本科和博士学位，并继续从事理论物理研究。
- 30 - 33 岁：担任 McKinsey 银行业和医药业的咨询顾问。
- 33 - 39 岁，创办医药企业，担任 CEO，并带领这家企业在 NASDAQ 上市。
前进的速度并不是最让人惊讶的，前进的轨迹更难以复制。天才早熟的大脑可以更早的掌握数学、物理和计算机理论，而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有机会在 McKinsey 等一流机构接触商业实践。互联网和药物发现（drug discovery）这两个领域汇集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最充裕的科研资本和对创新最为友好的商业条款的公共政策。他们走过的轨迹本身就凝结了人类在创新过程上一代又一代的迭代。Collison 兄弟和 Safi Bahcall 一方面呼吸着自由畅快的创新空气，另一方面也经历过屡试屡错的濒死体验。
Loonshot 这个词是 Bahcall 新造的。在书的扉页上，他把这个词和 Moonshot 对照来定义：前者是登月计划，是雄心勃勃和投资不菲的伟大目标；而后者则是被否定和忽略的失心疯。两个词，一字之差，是天上地下的待遇，也是截然不同的起源。Loonshots 往往是卑微的小人物与创新的不期而遇，在恰当的时机，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大发现，进而驱动世界前进的齿轮。
新药、天使和涌现系统
Bahcall 在药物发现领域的实践为他的理论带来了充沛的案例支持。自从 1980 年代开始，在实验室中用基因工程技术改造蛋白质结构逐渐成熟。Genentech 创办于 1976 年，两年后成功合成了人类胰岛素，1980 年 IPO。这家公司的两位创始人分别是风险投资家 Robert A. Swanson 和生物化学家 Herbert Boyer——它的起源本身就融合了两种不同的属性。Genentech 在 40 多年的历史中以各种形式发起或参与了多起药物发现领域的并购，最终自身也在 2009 年被瑞士医药巨头 Roche 收购。发现胰岛素的过程充满了波折，而取得成功的 Genentech 也没有能够保持不断发现新药的好运气，这解释了它后续进行的一系列资本运作行为——它需要为那些不断涌现的 Loonshots 支付必要的价格。
在药物发现领域，失败是应许的，而成功更像是一种运气。波士顿周边有大量的小型生物科技创业公司和专精于这个领域的风险投资家。后者出入于 Harvard 和 MIT 校园，和教授们交往甚密，就是为了能第一时间获得实验室里的研究风向。他们背后，则是几大医药巨头的资金支持，一旦有新药被成功研制，很快就会有大量的资金支持让这些成功通过审批走向市场。这种以早期风险投资为主体的市场化创新行为是第一种解法，暂且成为 Angels。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硅谷和好莱坞。风险资本在其中起到了在实验室和大市场之间的桥接作用。资本不能未卜先知，但可以时间旅行；不能无中生有，但可以聚沙成塔。风险投资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也有人把它的历史追溯到几百年前的欧洲），逐渐把金额和期限、风险和回报与创新不同阶段所需要的资源、时间和管理能力匹配起来，以整体的视角来看，它把创新变成了一个相对标准的流程。根据 Crunchbase 估计，2019 年全球风险投资的规模近 3000 亿美元。
无数的初创企业在世界各地诞生。鼎盛之时，几乎每一个咖啡馆里都是谈论商业计划和投资条款的风险投资人。这才是风险投资真正的力量：2019 年天使和种子轮的风险投资金额约 157 亿美元，交易笔数超过了 20000 笔；而没有获得融资的初创公司数量不计其数——这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涌现系统，而驱动它仅需要苹果一家公司的研发支出。在汹涌澎湃的全球流动性面前，这点钱真的不算什么。
风险投资基金的平均年化回报大概在 8%。这个回报显然被大量失败的投资拉低了。最顶尖的基金的回报率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而少数的「独角兽」则贡献了超额回报的绝大部分。
作为一种创新的解法，风险投资用极大的宽容度，扩大了其系统规模，从而让最成功的创新涌现出来。涌现系统中，各个分子相互作用，竞争以消灭对手，联盟以对抗强敌。在个体层面上看满目苍夷，在整体层面上看生趣盎然。
这个系统在过去数个十年中，为人类贡献了数不尽的新发明，也把财富排行榜一再刷新。它应该是一个有效的解法。
但这是唯一的解法吗？
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系统架构师
孙正义的愿景基金就是一个异类。在《被羞辱了的孙正义和愿景基金》一文中，作者分析了孙正义背负巨债募集的愿景基金如何搅乱了美国风险投资的局面。一支将近千亿美元的基金，相当于整个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的总体规模。这是把整个风投系统浓缩到了一支基金，甚至是一个人的大脑中。这种围绕「架构师」(Architects)来构建创新系统的方式是第二种解法。
这种超常规的下注方式被归纳成是「带来超额回报的唯一手段，就是与众不同且判断正确」。这也是另一位另类投资人 Peter Thiel 最爱的面试题：What important truth do very few people agree with you on?
Peter Thiel 是在 Zero to One 一书中提到这个细节的。本书的副标题是 How to Build the Future，自然也包含对创新过程的讨论。他的创新理论就是上面那道面试题的翻版：有没有什么在未来有价值的事情，是没有人在做的？
这是一道在微观和个体层面上拷问创新方法的难题。它所引致的结果，一定是如 Elon Musk 般偏执而疯狂的在某些出人意料的领域孤注一掷，以超常的速度形成垄断地位。Peter Thiel 在书中模仿托尔斯泰的口吻讲道：所有幸福的公司都是不同的，他们解决不同的垄断问题；而所有不幸的公司都是相似的，他们都没有逃脱竞争。
大量资本投向极少数具有未来洞见的个人，这是媒体偏爱的故事。但创新在个人的微观层面上能否降低不确定性，仍然是一个未知数。Steve Jobs 传记作者 Walter Isaacson 在 The Innovators 的结尾写道：创新最首要的，是一个合作的过程。他在书中描绘了一幅计算机和互联网发展早期的创新者的群像。天才的发明家互相影响和启发，很多创新甚至难以追溯源头。那么，到底应该相信谁？
Loonshot 一书给出的答案是，相信那些能够设计并管理整个系统的人。Bahcall 的物理学家背景让他在全书中反复应用着相态转换（Phase Transition）的现象作为比喻。在内部，随着系统规模的大小变化，系统整体的形态可能会发生突破临界的剧变。创新过程可以分为 Loonshots 和 Franchises 两个大的阶段，前者是实验室里的疯狂想法，后者则是流水线上的批量生产。Bahcall 认为，要孵化创新，需要在组织内部把这两个阶段的团队分开管理，但同时创造两边的沟通和动态均衡（Dynamic Equilibrium）——前者需要后者吸引更大规模的资本，而后者则需要前者提供对未来的预判。
Bancall认为，高阶的管理应该注重对系统（systems）的评估，而不是对结果（outcomes）的评估。
对系统的评估，就是分析导致失败的决策流程。系统如何做出了这个决策？是否应该引入不同的决策者？是否可以用其他的决策方式？分析方法可以如何改进？最终导向是如何改进决策流程，让系统更加强大。而对结果的评估，就是分析一个项目失败的原因，以及哪些团队和执行环节应该改进。
在个体层面上，「架构师」的最佳人选应该是那些善于不断重估并迭代系统的架构师。他们擅长发现从 Loonshots 到 Franchises 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且能用正确的心态处理两类完全不同的文化。孙正义、Steve Jobs 和 Elon Musk 虽然往往因为他们的惊人言语而获得注意，但更应该把这些表态视为他们所处的组织和时代对他们的赋权。他们或许因为个人天赋异禀而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和信任，但他们最重要的才华，是在极大的尺度的上构造和管理系统不同相态之间的动态均衡。Jobs 和 Musk 早期都经历过挫折，后来又惊险的让自己回到正确的轨道——他们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开始兼顾想象力和生产车间里的残酷现实。
「架构师」往往具有多重领域的背景，除了名义上让他们显得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能在系统的不同相态之间自如游走的能力。和风投明确的阶段相比，组织内部的创新系统往往缺乏明确的划分，这也依赖于架构师能设计相应的区隔机制。他们不是领域专家，但能够学习和理解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挑战，也能在面对失败的时候具有足够的同理心，成为 Loonshot 和 Franchise 之间动态平衡的沟通管道。
同时，系统的规模决定了他们的「超能力」能在多大尺度上进行发挥。创新系统往往是混乱无序的，这一定会带来冗余和浪费——这些冗余就是管理不确定性的唯一方式。创新是昂贵的，系统能否足够容错，决定了其创新产出的大小。在风险投资的系统中，拥有失败经历的创新者有时候还会更受欢迎，但在大型组织内部，失败的项目经验可能会影响未来是否能获得类似机会。
在微观意义上，他们在各自系统的内部构造了类似风险投资行业所行使的功能。在组织内部对创新流程进行设计和迭代。他们本身不是也不应该扮演内部投资人的角色：个体项目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系统的输出。
创新的解法绝非上述两种，而两者具有相似之处。
在 Bahcall 的框架中，相态的隔离（Phase Separation）是构造系统中最重要的一步。在风险投资的系统中，投资的阶段（比如 A 轮、B 轮）就是对创新的相态（或者说阶段）的细分。更粗粒度的分法可能会是早期（Early Stage）和成长期（Growth Stage）等，不同阶段也对企业能力的要求不仅相同。从资本的角度看，这种划分方便的把投资标的的状态和投资金额等形成了若干标准。而从创新的角度看，这有点像体育联赛里面的分级赛制，更有利于新秀的涌现。这种成功实践，是企业内部创新应该向市场化创新借鉴的。
反过来，风险投资家也越来越多的参与到被投企业的战略制定甚至资源整合上。这往往是企业内部孵化的长处。这是一种信息共享的机制，风险投资家的中立身份让他们具有灵活的视角来收集和分发信息。在战略规划、寻求融资或重大合作上，他们的建议就是在创造系统不同相态之间的动态均衡。
两种创新系统一种更加宏大，通过少量资金驱动大量的初创企业涌现，而这个系统中诞生的佼佼者，又可能开始在内部构建新的系统。尽管很多研究认为后者更难成功，但从资本的流向来看，后者在重资本支出的领域仍然不可或缺。
Bahcall 提供的思路更像是一个通用的解释：就是构造一个适于创新的系统。More is different - 创新的规律在于，观察和评估个体的价值极小——风险投资行业在千亿美元的规模上证明了其成功的分布并没有逃脱幂律。而随着时间和规模的变化，调适系统输出的影响会变得极为可观，最终导致截然不同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