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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与建造

在《光电帝国》一书中，关于电力革命早期的那段历史重新展开在面前。在这段长达数十年的历史中，无数个重要的名字穿梭其中，有世人熟知的爱迪生，也有神秘天才特斯拉，还有没有那么熟悉的威斯汀豪斯。

这些人物有着不同的起点，在那个伟大的黄金年代里，他们的性格、天赋和行为模式让他们走过了不同的旅程——终点并不重要，它是随机性叠加起来的结果。

我们将分别讲述三个人的故事。

George Westinghouse

1846 年出生在美国纽约谢内克塔迪的一个家庭机械作坊，19 岁就取得了第一个发明专利，23 岁发明了铁路空气制动器，赚得人生第一桶金，之后在铁路的信号系统上发现了电力的机会——这就是 George Westinghouse（后称威斯汀豪斯）的人生开局。或许对很多人来说，他是一个稍显陌生的名字，但在研究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那段美国工业史的时候，他一定会无可避免的和你撞个满怀。

与他的宿敌 Thomas Edison（后称爱迪生）不同，威斯汀豪斯进入电力领域的方法是通过购买专利开始的：5 万美元，包括一个自动调节发电机和一个碳化灯丝灯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位金融家，他懂技术，能够预见一张图纸蕴藏了什么样的蔚来，同时，他自己仍然会对收购来的机会进行实践改进，让它能够成为可以扩大规模、让人信得过的工业产品。

威斯汀豪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笔投资是在 1887 年和 Nikola Tesla（后称特斯拉）签署的专利授权协议，这项协议后来被认为是交流电力系统赢得电流之战的关键，同时，这笔高达 6 万美元的许可授权费以及后续每台电动机每产生交流马力 2.50 美元的专利费很可能是让威斯汀豪斯的西屋电气陷入财务困境的原因。威斯汀豪斯施展了他在银行家面前纵横捭阖的社交天赋，最终在 1891 年从这次债务危机中脱困。

《光电帝国》中记录了威斯汀豪斯善于社交的生活细节：

以豪爽亲切而闻名的威斯汀豪斯，白天在办公室时，经常给他夫人打电话说，他可能带两个、4 个甚至 10 个客人回家吃晚饭。通常客人是和公司业务有关的人和太太，匹兹堡当地人们就经常会看到极为尊贵的科学家、铁路执行长官和国外贵族来访。​

尽管如此，威斯汀豪斯并不如同时期的爱迪生那么出名，两者的区别在于，威斯汀豪斯更注重实际，他的客人往往和他关注的实际业务直接相关，而爱迪生的名声则很多是因为他为了宣传自己的发明而得来的。

对特斯拉的专利投资并非威斯汀豪斯的意气用事。早在 1885 年春天，他就在《工程学》杂志上获得了灵感，通过变压器来转换电压，就可以实现高压输电，低压用电，从而让电力输送不再有距离的限制。此时，爱迪生的直流电还需要依靠上百个中心电站为他的直流电力系统供电。

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交流电的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无疑远远超过直流电，后者的中心电站通常只能覆盖几英里半径的范围，而且铺设输电线路需要大量的铜，边际成本远高于交流电系统。威斯汀豪斯用 68 座交流电站的规模就几乎可以与爱迪生的 121 座直流电站相比。

《光电帝国》一书写道：

吉多·潘塔里奥尼，一位有教养的年轻意大利工程师，他曾在交流电时代为威斯汀豪斯工作过，时不时回到匹兹堡。他发现虽然他以前的老板“仍然很会招待人，机智异常，妙语连珠，但真正让他时刻惦念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机器运转得怎么样？​”潘塔里奥尼发现威斯汀豪斯现在对此类问题更加专注，​“生意越来越多……在商业上他真是个奇才；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人，面对纷至沓来的众多业务，还能保持清醒头脑，指挥若定；他的远见卓识让我钦佩不已；当一个新主意出现时，你还没有意识到他是怎么想的，他已经将其解释清楚并付诸实施。​”

如果我们把企业家分成两种，一种是 Builders（建造者），一种是 Inventors（发明家），那么威斯汀豪斯一定属于前者：他一方面关心生意，善于社交，并且永远都看重能不能扩大规模，但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对技术有着独到深入理解的人，这让他能够以一种理性冷静的视角做出判断，尽管这种判断也需要从生意的角度衡量，也需要冒着巨大的风险。

18 世纪末的美国正在经历南北战争之后的一段黄金岁月，铁路贯穿全国，这让钢铁和矿业的生意再上了一个新台阶；资本市场已经热闹起来，华尔街一片繁忙；而电气革命还没有真正开始，不断有新技术冒出火花；大恐慌时代还要至少 10-20 年后才会真正到来，企业都在快速扩张。

在技术周期交叠的阶段，我们总能看到类似的情形，也就不难用自身所经历过的现实做对比。JP Morgan 这样的金融家比今天的风险投资家有着更大的权力，他最终让威斯汀豪斯和他的对手们都以相似的方式失去了对自己所创办的企业的控制权，但如果深究其原因，我们又能看到建造者和发明家在行为模式上的差异。

威斯汀豪斯是在 1907 年前后的大恐慌年代中失去了对西屋电气的控制权。他在 1890 年前后已经经历了一次债务危机，那一次正是因为他看到了交流电的机会，在扩张的同时没有及时解决好现金流的问题，但那一次需要解决的资金规模是 50 万美元，威斯汀豪斯 通过出售优先股的形式，成功筹集到了这笔钱。

而到了 1907 年 10 月，美国陷入了三周的金融恐慌，股票暴跌了 50%，银行出现了挤兑。而在此时，威斯汀豪斯 再一次为了追求规模增长而放松了对公司债务的控制，10 月 18 日，威斯汀豪斯 发现公司即刻需要 400 万美元现金来偿还短期债务，此刻，他需要面对恐慌之中的银行家。尽管他通过向员工出售股票筹得了部分款项，但到了 1908 年底，银行家已经获得了西屋电气公司的控制权，并选出了新的董事会主席，威斯汀豪斯 在 1910 年底彻底离开了公司。

1911 年，在他辞世前 3 年，他获得了由 IEEE 颁发的爱迪生奖章（IEEE Edison Medal）。谁也说不清，这是不是一次巨大的讽刺。

Thomas Edison

爱迪生是时代之子。

他在资本、舆论和市场先发上都占尽了优势，但仍然输给了威斯汀豪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太执着于直流电的固有优势。他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但在那段时间里，他有些沉迷于自己的发明，任何有别于这项发明的都是错误的，甚至于是不道德的——他说服了纽约市政府使用交流电作为新的死刑执行方式，并大肆宣传交流电的高电压可能是危害人们的生命安全——这些做法，极可能是爱迪生内心观点的写照。

一个细节是：爱迪生曾经有机会通过购买欧洲的 ZBD 交流电系统入局，但是在咨询了西门子和霍尔斯克（Siemens & Halske）后，虽然勉强同意购买这个系统，但在业务中拒绝使用。

《光电帝国》一书曾经写道：

爱迪生坚信一旦他和任何他憎恨的对头联手，他的创造力将枯竭。​“如果你要联盟，那我就不可能再是发明家了，我的贡献将一文不值，我的发明灵感只出现在强力刺激下。没有竞争就没有发明。​”

这种强烈的发明家特质，一方面让爱迪生拥有 1093 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专利，另一方面，为了维护他在专利所有权上的纯粹性，他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专利诉讼上。

爱迪生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多项专利，也并非他一个人的聪明智慧。他在 New Jersey 的 Menlo Park 开设了一个工业实验室，在这里，他雇佣了大量的工程师并安排他们从事包括电话、留声机、电灯等各种各样的研究和创造，这些工作的结果最终导致了那 1000 多项发明的诞生，但应该说，这些发明是一个发明家团队的工作成果，而不仅仅是爱迪生一个人的。

在 Menlo Park 的团队里包括各种各样的人才，有数学天才，补足了爱迪生不擅长数学分析的短板，也有生产管理人才，监督生产了超过 5 万枚白炽灯泡。除了人才之外，这个实验还储备了近万种材料，对于白炽灯丝的反复实验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 Menlo Park 产生的所有发明和专利都算在爱迪生名下，相比而言，威斯汀豪斯一生仅获得了 362 项专利，爱迪生作为一个「发明家」显然更胜一筹。

爱迪生在维护他的专利权利上不遗余力。

白炽灯泡的专利就花了他前后 6 年的时间。灯泡的发明过程前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早在 1840 年，英国人沃伦·德拉鲁就发明了一种用螺旋铂丝做灯丝的灯泡，但它的寿命太短了，无法在商业上广泛应用；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还有更多尝试出现，但都没有彻底解决德拉鲁碰到的问题。1860 年，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斯旺用碳化纸丝代替了铂丝，并在 1878 年获得了专利。爱迪生意识到灯丝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在经过 3000 多次尝试后，发现了碳化竹丝可以坚持上千个小时，并在 1879 - 1880 年间申请并获得了美国专利。

而在 1881 年，为爱迪生的竞争对手工作的非裔美国人 Lewis Latimer 也申请了一项相似工艺的专利。到了 1883 年，美国专利局裁定爱迪生的专利基于威廉·E·索耶的工作，因此无效。Latimer 受邀加入爱迪生团队，一方面持续改进碳丝，另一方面帮助维护专利的有效性，直到 1889 年 10 月，才最终重新获得法官裁定“高电阻碳丝”的电灯改进权利要求有效。

爱迪生还在英国起诉了斯旺，但英国法院认为斯旺具有更强的法律主张，为了在英国能够销售灯泡，爱迪生和斯旺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共享权利。

爱迪生此时名下已经有多家公司，分别从事不同区域的不同业务。Henry Villard，曾经是一流的内战记者，也创办了太平洋联合公司，以爱迪生的长期投资人身份帮助爱迪生把几家公司重新整合成了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这家公司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公司，拥有 3000 名雇员，每年营收 700 万美元，利润也有 70 万美元。在重组过程中，Villard 将价值 400 万美元的股票出售给了摩根财团和他代表的德国财团，他自己也担任公司的总裁。

好景不长。

精力放在灯泡上，就忽视了电力系统本身。1892 年，在爱迪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JP Morgan 安排了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与汤姆森–休斯顿的合并，新公司就是今天世人熟知的通用电气公司，由原汤姆森–休斯顿公司的查尔斯·科芬领导，后者很快将爱迪生边缘化。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JP Morgan 也倒向了交流电一派。实际上，汤姆森–休斯顿就是一家交流电公司，它通过和西屋电气合作来获得专利授权，并在 1887 年底就已经建造了 22 座发电站。在两家公司合并之时，两家公司的销售额大约都是每年 1000 万美元，但爱迪生公司的利润率只有 11%，而汤姆森–休斯顿则有 26%。后者或许更擅长精打细算，但差异的关键仍然在于对于技术路线的选择。

《光电帝国》一书用当时赫赫有名的媒体人 Thomas Commerford Martin 的话说：

自从 6 年前这个系统（交流电）提供了远距离服务，就已经从实用价值上把直流电从中心电站送电的生意中挤了出去，爱迪生先生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毫不妥协地反对它，而且利用他自己的名人效应，利用所有可能的机会诋毁对方。但是潮流是不会改变方向的。​

爱迪生在离开通用电气公司之后，仍然有新的发明。实际上，电影就是在这个时期发明出来的。他和 Henry Ford 成了忘年好友，共同参与俱乐部活动和年度汽车露营旅行，后者曾经是他公司里的一名工程师。爱迪生在 1931 年去世。

Nikola Tesla

特斯拉曾经在爱迪生和威斯汀豪斯的公司都工作过，比起这两个人，他是一个更加纯粹的发明家，甚至于更是一个未来学家——从西屋电气的专利授权费那里赚得第一桶金后，他一直在努力向赞助人销售他对未来的想法，包括无线输电这种在当时天马行空的主意，直到资金耗尽。

作为一位塞尔维亚移民，特斯拉无法像爱迪生和威斯汀豪斯一样积累资本，但威斯汀豪斯足够阔气的给了他每月高达 2000 美元的顾问费，相当于今天的 6.8 万美元。

威斯汀豪斯在公司最困难的时期仍然向特斯拉提供慷慨的财务支持，包括在 1890 年前后的债务危机期间，每年向后者的感应电机提供 1.5 万美元的保证使用费，尽管这个电机系统从未真正达到商业应用的程度。六年后，尽管没有解决债务问题，威斯汀豪斯还是一次性支付了 21.6 万美元给特斯拉以获得其专利。

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没有威斯汀豪斯在交流电技术路线上的坚持，他也不会为西屋电气累积那么多的债务，查尔斯·科芬（汤姆森–休斯顿公司）也就不会有可乘之机吞并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而特斯拉也不会有机会成立他的纽约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是在 1899 年成立的，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多个地点，他在此和他的团队一起进行了他最重要的一些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特斯拉线圈、无线照明和震荡发电。特斯拉后来成立了公司管理自己的发明专利，但因为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从未成功融资。这些专利也从未达到商业应用，直到 1895 年 3 月，实验室发生火灾，特斯拉的大量研究笔记、原型和材料付之一炬。特斯拉悲痛欲绝，只能迁址重建实验室。

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无线供电，于 1899 年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高海拔地区建立了一个实验站，并说服了当时的世界首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四世投资 10 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 366 万美元）成为尼古拉·特斯拉公司的大股东。1911 年，他再次说服 JP Morgan 获得了 15 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 550 万美元），在纽约州长岛北岸建设沃登克莱夫塔设施。他的竞争对手是意大利发明家 Guglielmo Marconi，后者于 1901 年 11 月成功的将字母 S 从英国发送到了纽芬兰，在完成此类传输的比赛中击败了特斯拉。此后，尽管特斯拉仍想继续尝试，但未能再继续获得大笔资助，不得不关闭了沃登克莱夫塔。

此后，特斯拉陷入了个人财务的困境。他保有奢华的生活方式，一直在纽约的多个酒店长住，签下数万美元的账单。在他的发明专利不再获得资助后多年的 1928 年，他不再拥有实验室。

他拥有与他的个人财富不相称的名气，一部分是因为他高调的生活方式，总是穿着考究，出入豪华酒店，另一部分原因是他疯狂的想法，曾经认为给人通电能增强人的智力。他曾担任 IEEE 的前身 AIEE 的副会长，在这个协会中的两次演讲让他获得了不俗的名气，而其背后的推手也是 AIEE 的创办人之一，《电气世界》杂志的编辑 Thomas Commerford Martin——这个人也曾经出版了特斯拉和爱迪生的传记。

从 75 岁开始，特斯拉在媒体朋友的支持下，开始举办生日聚会，第一次就因此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此后，在每年一度的活动上，他会发表一些更加惊人的言论，比如说宇宙射线驱动的发动机和“可以终结一切战争”的死亡射线。

1937 年，他在纽约街头被一辆行驶的出租车撞倒在地，背部受伤， 他拒绝接受治疗，1943 年，他孤独的在酒店房间中离世。联邦调查局在调查报告中指出：

至少在过去 15 年里，特斯拉的思想和努力主要是推测性的、哲学性的，有一定的宣传性质，经常涉及电力的生产和无线传输；但并没有包括新的、合理的、可行的原理或方法来实现这些结果。

特斯拉在生日聚会上反复提到的“死亡射线”实际上是一个已有 45 年历史的电阻盒。

总结：发明家与建造者

这一切很难总结，特别是在享受电力革命所带来的一切便利的时候。威斯汀豪斯、爱迪生和特斯拉谁更成功呢？在我看来，这是不同维度的比较。威斯汀豪斯更符合现代定义的建造者，而特斯拉则更像是纯粹的发明家，爱迪生居于中间，更偏向发明家。

特斯拉在后期更加不切实际的空想，或许是收到了纽约实验室火灾的冲击，但他显然更加脆弱，无法像威斯汀豪斯甚至爱迪生那样经受商业经营所必要的考验。

爱迪生的名字更为人所知，他一度也很善于经营企业，但他的确在伟大的电流之争中输给了威斯汀豪斯，这让他失去自己创办企业的控制权，而不得不转而研究其它发明。他一生都很富有，享受着伟大发明家的尊荣，但他在几个关键时刻都得到了建造者类型的人的帮助（比如 Henry Villard），他的公司的最后归宿也倒向了查尔斯·科芬，也可以认为是一位建造者类型。

查尔斯·科芬在《光电帝国》中被作者一笔带过，说他是做“鞋业生意”的商人，这倒是没错，但作者没有写到的是他如何帮助 Elihu Thomson 和 Edwin J. Houston 两位工程师将汤姆森–休斯顿公司（以两位工程师创始人的名字命名）打造成一个可以和爱迪生通用电气平起平坐的公司——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和威斯汀豪斯的西屋电气公司建立了重要电气专利的双头垄断。

威斯汀豪斯，或许是三个人中最悲剧性的人物。他眼光独到，兼具技术和商业头脑，发掘并重金投入了特斯拉的交流电技术，与科芬达成专利授权合作。如果不是知道历史的结局，谁也不会想到他会最终失去公司并最早的离开人世。他具有建造者的一切特质，但也正是因此而选择了逆势扩张的路线，最终导致债务危机。

如果回到 19 世纪末，手上有一笔钱，从三个人中选择投资一个人，你会选择谁？

电气革命和 AI 革命的类比是自然的。技术演进时常会碰到路线之争，有些分歧只是细枝末节，而有些则如同直流电和交流电之间的差异，最终会导致规模、利润和资本上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从威斯汀豪斯和爱迪生两人的对比来看，最大的差一点在于，发明家擅长完成技术细节的雕琢，而建造者则更容易看到哪一种技术路线最终会引领企业走向规模。伟大企业的创造往往是两者的结合。

我们当然会希望创始人能兼备发明和建造两种能力，但更多时候，建造者对于技术的理解往往和发明家不同：发明家需要从技术的繁复细节中发掘隐秘的关联，找到可以让平平无奇的技术可以变成人可以驾驭的魔法，有时候他们会过于如爱迪生般执着于细节，有时候则会如特斯拉那样陷入“宇宙射线”式的空想；而建造者的驱动力始终是规模经济，通过服务更多的人来回收先期投入，不管这种投入在外人看起来有多疯狂，最终能够对冲风险的是对于现实综合考量，包括成本、渠道、社会影响等等，而不仅是技术因素。

名声容易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发明家往往更具备这样的特质，甚至因为这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杠杆而更加主动的去追逐，爱迪生和特斯拉在大众文化中至今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威斯汀豪斯的名字却被人忘记。新奇的发明的确更具有传播力，在传媒发达的年代，它更容易以传奇的形态获得流行，但规模二字往往只是一个数字，它缺乏性张力。

这并不是在比较优劣，这没有什么意义。一家伟大公司的诞生往往会经历从发明到建造的相变，关键在于如何识别相变，用现代语言来讲，这就是找到 PMF 的时刻，也是价值创造最大的一刻。

你可以很轻松的在任何一个时代找到建造者和发明家的对应人物。Steve Jobs、Bill Gates、Elon Musk、Mark Zuckerberg ... 他们更像是发明家还是和建造者呢？

附录：年表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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