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危机共存
我们总归要面对这场危机。我即将讲到，它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慢性纠缠。要做好长期共处的准备，就要有正确的心态准备。怀旧无益，要在危机之上生存并生长。
危机是一场慢性病
这个主意是从最近读完的一本书中得到的。这两年，我特意找了一些讲衰退和危机的书来看。却没有想到，十年以后，还会有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大部头出版，中文版更是迟到了三年，直到去年才问世。但也正是这样的时间观念，才是对这场危机真正的误解。
如果你看过 Margin Call 这样的电影，极有可能产生这样的看法：2008 年的次贷危机大概是一些过于自负的交易员捅了马蜂窝，很多大银行在这场危机中破产了，很多人丢掉了工作和房子，后来政府出来救市，事情很快就这样结束了。我相信，这种误解是普遍的，因为电影是一种长度有明确上限的内容体裁，它需要在这种限定下讲述有头有尾的故事，但也正是这种限定让事情过度简化了。
《崩盘：全球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世界》当然不用管这样的限制，Adam Tooze——哥伦比亚大学的欧洲研究中心主任——用长达 700 多页的篇幅详尽回顾了危机的整个脉络。从次贷泡沫崩溃的前夜开始，不仅仅把目光局限在华尔街和衰落的美国中产身上，而是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把伦敦金融城、欧洲大陆、俄罗斯和中国联系在一起，穿越十年，一直写到英国脱欧和 Trump 当选。
Tooze 是以全球化历史的角度来撰写这一段历史的，这也让本书的阅读并不像一般的经济金融类读物充满了晦涩的专有名词——当然，也少不了要记住一大堆历史人物的名字——本书的主角并非华尔街上的银行家或交易员，而是华盛顿、布鲁塞尔和莫斯科的政治家。他们所代表的利益在这场危机中被美元这条暗线牢牢的拴在了一起。这一点在欧元区显露无遗：以希腊为典型，一国政府无法独立自主的选择自己的财政政策，否则只能在巨大的债务压力面前选择破产。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真正的偿债人是普通民众：一边是高居不下的失业率，另一边则是量化宽松推高股市，收入不平等问题最终将经济问题演化为政治问题，进而带来社会资本的丧失，信心、信任和信念都将以缓慢的速度流失。
读完全书，我意识到，一场危机并没有严格的时间尺度，相反，其次阶效应可能以连锁反应的方式不断扩散，并在意想不到的节点显现出连绵不绝的后遗症来。2008 年的次贷危机发生之前，美国陷入了反恐战争已有数年，军费开支不能对内用税收解决，那么只能对外发债，大笔美元自此流入各国，成为危机潜伏的线索。正是在这条线索的牵连下，这场危机的时空跨度远远超出了一场电影所能描绘的上限，而会绵延十年甚至更长，塑造今日世界之格局。
最近看到美国媒体开始讲 Long Covid 的概念，就是 long-term effects of Covid 新冠病毒的长期影响的简称。如果爆发式的疫情最终会过去，那么人们就必须能够处理好病毒带来的长期问题。一些后遗症状包括呼吸问题、疲劳和记忆衰退，很多患者正处于自己职业的黄金时期，这些不幸一旦降临，就会对个人及其家庭造成严重的后果。纽约时报援引非营利组织 FAIR Health 总裁 Robin Gelburd 的话说：“这就像一块鹅卵石扔进湖里，这些盘旋在鹅卵石周围的涟漪就是撞击的同心圆。”
疫情的后遗症更可能体现在其经济后果上。尽管病毒感染只是万里挑一，但经济民生却是关乎千家万户，而信心丧失却很难通过一声号令而快速反弹。如果 2008 年的次贷危机在十年之后仍在发酵，那么今日之烦忧恐怕只是一个开始。
危机爆发的时刻最引人注目，但其真实面目却是一场慢性病。它或许会有时让你感到有些许好转，但很快又开始隐隐作痛，从一开始病灶慢慢转移，牵连到全身上下的器官都不好受。
如果我们能够认知到危机并不仅止步于爆发的一刻，那么对待危机的心态又将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呢？
总有一次危机是为你准备的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也表达过类似观点：虽然人的一生会经历几次重大危机，但总会有一次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比如，今年毕业的 1000 万大学生很可能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而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很可能对一个人整个职业生涯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2008 年那次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也是一名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所幸没有收到太大的影响。据说当年毕业的很多学弟学妹都转而求稳，进入体制内工作。在那以后的十年中，虽然也经历了几次不大不小的危机，但都安然度过。我印象中，2008 年的时候，我在上海办公室协助 CFO 裁掉了香港办公室几乎所有的人，那些人的名字我只在 Excel 表上看到过，他们就是一堆字符和数字，没有特别的含义。
最近几年，随着中美关系变局和大流行病的影响，这一场危机在几次反转之后终于显露出其真实面目。除了大学毕业生，互联网行业的 35 岁中层，收到疫情冲击最明显的小企业主，都在危机面前瑟瑟发抖。在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开始忧心起来，哪怕身在互联网大厂，银行里还有不少存款，也仍然担心一旦自己被裁员，家庭经济会不会出现重大问题。
相比而言，我每次和父母电话，反倒会羡慕他们的悠然心态。他们老两口退休在家，每天闲来无事，写写书法，看看电视，退休金足够花，也不用担心防控政策影响到出门上班。他们当然是经过风浪的人，过去几十年，为家庭付出了无数心血，一定也曾经在某次危机面前担惊受怕，但只要度过了那些门槛，就不再担心了。
人在一生中总会经历一些风浪。就最近的二三十年来看，危机虽然看起来更加复杂难懂，但它总比流血打仗要好一些。在风平浪静中呆久了，再来一次生离死别，人都难以适应。每天在新闻上看到死亡统计数字，人的反应都是麻木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看到一些真实视频的时候，人们的反应会如此之大：摇晃的，赤裸的，未经处理的，带有生肉腥味的那种剧烈的不适。
作为个体而言，在生命周期中总会出现一些青黄不接的脆弱节点。一旦危机在这些时候出现，任何伤害都可能是致命伤，恢复起来需要漫长的疗程。这一次危机会让你印象深刻，但对其他人而言——就像是 2008 年的我——却没有太大的意义。
外部变化对个体而言从来都不是平等的。说起来很残酷，一旦伤害落到自己头上，任何个体都是无法接受的。每一次危机过后，往往能同时观察到强弱两极愈加分化的情况——这或许就是物竞天择的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呈现方式。
另外一种角色就是身处危机中心，而肩负重任的人。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和痛苦可以引用一句 Timothy Gartner（前美国财政部部长，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话：
…… 令人难以承受的重任，加上灾难性的失败将带来的瘫痪风险；情况失控所带来的挫败感；不确定做什么事情才能有所帮助；认识到即使是好的决策，也可能会变得糟糕 ……
危机中应该和谁在一起
在 Wecrashed 这部讲述 WeWork 创业史的美剧中，最后一集创始人 Adam Neumann 被华尔街日报曝光了丑闻，面临在 IPO 前被董事会炒掉的危机。一个危机公关团队驻扎在他家里，其中的资深危机公关专家告诉他：躲起来，不要露面，不要回复。
以 Neumann 特立独行的性格，当然不会忍受这样的鸵鸟战略。他光着脚走到公寓外面，在街上给投资人打电话，试图挽回败局。而这个场面又被人拍下来，变成社交媒体上的梗图，快速产生了一次新的病毒传播。
这个场面让我记忆犹新。它展示了危机面前，两种角色的作用：一种是精神领袖，另一种则是技术专家。前者就类似 Adam Neumann，精神力量强大，善于创造新的叙事，能在危机时刻扭转群体认知——当然在刚刚讲到的时刻，他失败了。后者则类似那个危机公关的专家，知晓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技术专家当然看起来什么都知道，但只是不太会控制精神领袖——既然是领袖，自然是不受控制的。
在 Crisis Mindsets 一文中，Venkatesh Rao 认为，度过漫长危机的最佳方式就是选择正确的社群，从中人们可以彼此借助对方的智慧、体力和心力，加深对危机处境的理解和判断。他写道：
I used to think I was not much good in a crisis, but over the years, I have realized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being individually good or bad in a crisis. Humans either deal with crises in effective groups, or not at all. Your crisis mindset is the set of cultivated strengths and known, managed weaknesses that you might bring to a typical crisis-response group.
我曾经认为自己在危机中没有什么优势，但多年来，我已经意识到在危机中没有个人好坏之分。人类要么以有效团体的方式处理危机，要么根本无法处理。危机心态是刻意训练的优势和可以管理的已知弱势的集合，也是你可为典型危机响应小组贡献的价值。
以及：
… in a sustained, chronic crisis where you need to establish some sort of homeostatic equilibrium in relation to the adverse circumstances, who you’re navigating the crisis with matters.
在一个持续的、长期的危机中，你需要建立某种与不利环境有关的平衡，你和谁一起处理危机很重要。
这样的社群会呈现什么样的特征呢？正如我上面写到的，好的社群既应该包含精神领袖，负责以强大的精神念力支撑每个人内心的信念——这一定是在危机中最难保持的珍贵心态；同时，技术专家也很重要，他们对精神领袖而言是一种良好的补充，分析、组织、执行和复盘是这些人擅长的事情，在自我拯救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会冲在前面。技术专家最大的风险在于他们可能会在细节上争执起来，在危机状态下，这往往是不必要的浪费。
繁荣和危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繁荣时代，细节会被崇尚和欣赏，而要实现这些细节，需要额外投入很多人力。处于繁荣心态的人们此时抱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因而愿意把生命投入到雕琢中去。而在危机之中，心态发生了剧变：人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或者说不愿意接受未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们不愿意把受到威胁的有限生命花费在细节上，粗糙而实用成为主流。然而无论是细腻还是粗糙，都避免不了脆弱的问题——从繁荣到危机往往只是一夜之间，人们无法很快完成从细腻到粗糙的切换，当发现脆弱性问题的时候，就会怪之于粗糙——人们往往因为不习惯某事而把错误归咎到这件事身上，惯性几乎是大部分认知失调的起因。
或许社群这个词应该换作「团队」，有分工，有目标。或许此刻应该是选择这样的一支危机响应团队的时候，要注意避免只有一种角色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