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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共识与莽撞人

一月在上海见到了一些好几年没见过的朋友。

有高中老友，多年奔波，终于找到幸福彼岸。我的这位老友是一位交易律师，虽然经常在项目上忙得昏天暗地，但身材始终很健硕，这一次更是容光焕发，眼睛里闪着光。婚宴之上，亲友们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吐露出和新人过去的种种共同经历和故事，我方知道，这位从高中时代就摸爬滚打过来的同窗，多年以来走过了多么坎坷而又精彩的路。推杯换盏之间，不知道是应该感慨过去的坎坷，还是祝福未来的精彩。

也有互联网的同行。比如小宇宙的 Kyth，上次见应该还是在疫情前吧。谈论的主题肯定离不开对行业里各种产品的观察，但这次也聊了更多公司的经营、商业化和团队建设。我说或许就没有所谓「互联网」了，当年的报业也无非是因为一家公司率先掌握了彩色套印的技术，从而获得了先机，但时间长了，技术带来竞争优势被时间磨灭殆尽，泯然成为「传统行业」。话头反转，又会聊到公司管理层的技术背景可能会对公司的早期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技术又成为决定性因素。这些看起来前后矛盾的观点，也就是 Kyth 说的「非共识」，或者叫「暴论」，成为对话不断延续下去的动力。

「非共识」隐含了可以在反复敲打之后走向「共识」的潜台词。仔细拆解，就会发现，「前后矛盾」的关键在于「前后」，而非「矛盾」：往前看，看过去；往后看，看未来。Kyth 说，产品经理和投资人是两个靠着「非共识」来生存的职业，也因此会更容易成为意见领袖。然而，两个职业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角：投资的视角更要穿透未来，抓住趋势和本质；产品的视角则要关照过去，倾听每一种声音， 雕琢每一处细节，在混乱中做取舍，做平衡。

Elon Musk

Elon Musk 在这样的分类法中只能算是一个特例。他奉行第一性原理，也往往是投资人喜欢挂在嘴边的。在《埃隆·马斯克传》中，最明显不过的例子还是在 SpaceX 造火箭上。比如「白痴指数」这个典型的例子和应用：

他因此发展出了一个概念，叫“白痴指数”，用来计算某个制成品的成本比其基本材料的成本高多少。如果一个产品的“白痴指数”很高，那么一定可以通过规划设计出更有效的制造技术来大幅降低它的成本。
马斯克对成本控制极为关注，这不仅是因为他要花他自己的钱（虽然那确实是一个理由），更是因为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对实现他的最终目标（殖民火星）来说至关重要。航空航天领域的零部件供应商提供的部件价格不能让他满意，他质疑这些价格，因为这些部件的价格一般要比汽车行业的类似零部件高出 10 倍。
他对成本的关注，以及他天生的控制欲，让他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尽量多在公司内部制造零部件，而不是从供应商那里购买，这是当时火箭产业和汽车行业的通行做法。穆勒回忆说，有一次 SpaceX 需要一个阀门，供应商要价 25 万美元。马斯克说他们心太黑了，并对穆勒说我们应该自己制造。他们在几个月内就以很低的成本完成了这项工作。另一家供应商负责提供一种能使上级发动机的喷管旋转的驱动器，报价 12 万美元。马斯克说这东西并不比车库门开关复杂多少，于是他要求手下的一名工程师以每个 5000 美元的成本把它造出来。为穆勒工作的年轻工程师杰里米·霍尔曼发现，洗车系统里用于混合清洗液的阀门改造后就可以与火箭燃料一起工作。

第一性原理是对物理极限的终极追求，看起来枯燥无味，但却是最理想主义的实践。然而在工程或商业的实践中，理想主义又往往会被愚蠢、粗心大意的人类错误所埋葬。从 Telsa 到 SpaceX，每一次失败，都可能由于过度乐观的估计，或者是在实施中的微小偏差。作者 Walter Isaacson 一直到全书即将结尾处才做出了这样的总结：

星舰的爆炸其实也象征着马斯克这个人，这是对于他强迫症的一种恰如其分的隐喻——好高骛远、行事冲动、疯狂冒险、成就惊人，但与此同时，他也会炸掉周遭的一切，留下残骸的余烬，面对此情此景，他却能恣肆地放声狂笑。悠悠岁月，他的人生中留下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也留下了疯狂过后的一败涂地、承诺过后的出尔反尔和血气方勇的狂妄不羁。不论成败，一切皆如史诗，磅礴壮丽。拥戴之人将他顶礼膜拜，鄙夷之人对他嗤之以鼻。在推特时代的舆论洪流中，对立双方狂热执着。

Elon Musk 和 Steve Jobs 是 Isaacson 写过的两个人物，然而他们截然不同。Jobs 显然更加注重细节，以一己之力，拉高了科技产品设计的整体水平；他更像是一个出色的整合者，集硅谷创新之大成，接连不断的推出具有独特审美的产品。而 Musk 则显得粗枝大叶许多，Tesla 的汽车以装配质量问题著称，SpaceX 的火箭接连遭遇发射失败，但他从来不因此而改变自己对人类未来的看法。两个人在产品发布会上的表现也大相径庭：Jobs 是营造戏剧场面的大师，毫不吝惜华美词藻，特别是介绍 iPhone 的伟大时刻，设计了三重叠加的悬念，最终从口袋里掏出惊世骇俗的产品；而 Musk 则在自家工厂搭起临时舞台，穿着皮夹克和牛仔裤，抡起铁锤砸向车窗，却发生了意向不到的意外。两个人都喜欢「卖期货」，但 Musk 的交付记录要差很多，他每次都会提出新的「自动驾驶」承诺，但没有一次真正兑付——这种空前绝后的争议性与他与日俱增的财富营造了更大范围的戏剧化，甚至需要他买下整个 Twitter 才能承载。

Jobs 的生命短暂，或许很多奇妙构想还未能完全展开。仅就我们所能观察到来看，iPhone 对人类社会的改变已然发生：当然不仅仅是重新发明了电话，而是重新定义了信息的权力，在 iPhone 所承诺的数百万 apps 中，最顶尖的那几个重构了社会沟通的脉络。有趣在于，iPhone 一直都在竞争中保持高价定位，但这也没有影响其持续领先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带来了生态规模，一座筑起高墙的花园，仍然枝繁叶茂，人流如梭。Jobs 在最大限度上证明了，人们愿意为优秀的使用体验付钱，而在后续演化中，这种为了便利而交换价值的行为反复重演，为 AI 登场准备了舞台。

Musk 的粗枝大叶或许能让他真正聚焦于更重要的少数事务，这些事务每一项都更加宏大。新能源、星际殖民、人工智能甚至是长生不老，每一件事都超凡脱俗，每一件事都超出过去所定义的分类范畴。如果按照原有的范畴来对比，Musk 实际上是追求低成本和低价格的（最近预期很高的更低价格的 Model 2 就是一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科技尽可能普及，但他探索的每一件事都提早太多，成本曲线很难在这样的前提下快速下降。他的疯狂试探，仍然不能在短时间内让每个人都像乘坐地铁一般，自由往返星际。

我们当然没法把投资人和产品经理这样的简单标签贴给 Musk 和 Jobs 两个高度复杂的个体，但做一番对比总是有趣的思想实验。在人类创新的历史上，还有更多这样的思想实验可以做。

Hypes & Failures

加拿大学者 Vaclav Smil 在 2023 年出版的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a Brief History of Hype and Failure 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实验。这本书曾经入选了 Bill Gates 的 2023 年假期阅读书单，Gates 称他读完了这位作者全部的 44 本著作。在这本书中，Smil 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角度来观察创新。

他没有去歌颂创新如何取得成功，如何带来广泛的积极影响，而是把观察的目光投向了反面：那些失败的、未能兑现承诺的创新。作者将这些创新分为三类：

Smil 主张，过往 150 年间仅有一段期间真正充满了创新爆发，即从 1867 年到 1914 年。内燃机、电灯、电话、经济高效的钢铁生产技术、铝的冶炼、塑料以及最初的电子设备等，都在此期创新诞生。此外，人类在传染病、医学、农业和营养等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突破。然而，他认为后续年份的创新相对匮乏，“未实现的突破”大多超过那些已大规模实现并在市场得以立足的重大发明。他用含铅汽油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来警示虚假突破——尽管它让内燃机运行更加平稳，但却导致了破坏性的认知退化以及数百万人的过早死亡。

他在书中写道：

This book has only modest goals: to remind us that success is only one of the outcomes of our ceaseless quest for invention; that failure can follow initial acceptance; that the bold dreams of market dominance may remain unrealized; and that even after generations of (sometimes intensifying) efforts, we may not be any closer to the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first envisaged decades ago. And what is true about the past is, despite recent claims to the contrary, likely to be repeated in the future.
这本书的目标并不大：它是要提醒我们，成功只是我们不断追求发明的结果之一；在获得初步认可后可能会出现失败；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大胆梦想可能仍然无法实现；即使经过几代人（有时甚至是不断加强的）努力，我们也可能离几十年前首次设想的商业应用还很远。尽管最近有相反的说法，但过去的事实很可能在未来重演。
But both the acknowledgments of reality and the willingness to learn, even modestly, from past failures and cautionary experience seem to find less and less acceptance in modern societies where masses of scientifically illiterate, and often surprisingly innumerate, citizens are exposed daily not just to overenthusiastically shared reports of potential breakthroughs but often to vastly exaggerated claims regarding new inventions. Worst of all, news media often serve up patently false promises as soon-to-come, fundamental, or, as the current parlance has it, “disruptive” shifts that will “transform” modern societies. Characterizing this state of affairs as living in a postfactual society is, unfortunately, not much of an exaggeration.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对现实的承认和从过去的失败和警示经验中学习的意愿（即使是谦虚的学习）似乎越来越不被接受，在现代社会中，大量缺乏科学素养且常常令人惊讶地数不胜数的公民每天接触到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过度热情地分享潜在突破的报告，但往往对新发明的主张过于夸大。最糟糕的是，新闻媒体经常提供明显虚假的承诺，将其视为即将到来的、根本性的，或者用当前的说法，将“改变”现代社会的“颠覆性”转变。不幸的是，将这种状况描述为生活在后事实社会并不夸张。

在 Smil 提供的诸多案例中，Elon Musk 推崇的自动驾驶和最近火热的 AGI 也在其中。他认为这些创新固然有不小的突破，也确实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它们的共性都是过度承诺，借助名人自身的光环效应和社交媒体权威，加上大众媒体的追捧和放大，在发布时间、达成效果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上不恰当的放大了其实际价值。公众无法分辨真假，只能盲从。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看到的一段话，是一位长期观察商业领域的专栏作家写的，说企业家就像摇滚明星一样。或许我真的太乏味了，很难自然的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或许他们之间的最大相似之处，就在于后者也经常会面对公众做出不切实际的举动。

然而，创新不仅仅造福明日，也需要向未来借资源，其中一项很重要的资源就是人们的信心。Musk 在这一点上要比 Jobs 更加大胆，后者最多只是在发布会上预售，而前者则会在 X 上直接发布惊人事项。这可能已经成为企业家的一项必备技能，不仅仅面对投资人，也面对公众和潜在客户。在创新失败后，他们个人的人格也可能就此崩塌，但这可能不是他们失去的最后一点东西。

Gates 在 书评 中写了两点不同观点，其一是针对 AI 的，Gates 认为 Smil 低估了 AI 的进展，大模型已经产生了初步的推理能力，并非只是企业家的吹嘘；另一点是针对技术创新的融合的：

Smil 还忽略了新技术的融合。在我与盖茨基金会和 Breakthrough Energy 的合作中，我有一个很好的优势来观察创新的驱动力，这些创新不仅是由某一领域（例如人工智能）的进步驱动的，而且是由同时进步的许多不同技术的复合效应驱动的。 

换句话说，一项失败的创新可能是后续创新的「踏脚石」，正是在《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这本书中被反复提及的概念。Smil 在一个又一个案例写作中孤立了每一项创新发明，实际上连发明者自己也不会知道，自己呕心沥血的付出最终会产生何种回报。

The Coming Wave

Deepmind 的联合创始人 Mustafa Suleyman 也出版了他的新书：The Coming Wave Technology, Power, an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 Greatest Dilemma。

在前沿部分，Suleyman 就提出了一些听上去有些耸人的新概念：

他认为，在技术演进了多年之后，即将到来的技术浪潮将以 AI 和合成生物学为代表，并组合幻化出更多的可能性。前者意味着机器认知的能力，后者则意味着造物的能力（用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师 Drew Endy 的话来说，“生物学是终极的分布式制造平台。”因此，合成生物学的真正承诺是，它将“使人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更直接、更自由地制造他们需要的任何东西。”）。不像 Smil 那么保守，Suleyman 认为，这次浪潮带来的影响远超想象，而人类还缺乏对这些技术的「遏制」能力。

作者如此比喻技术对人类的诱惑力，以及为什么「遏制」在过去一直没有成为问题：

Technology is an eternally dangling carrot, constantly promising more, better, easier, cheaper. Our appetite for invention is insatiable. The seeming inevitability of waves comes not from the absence of resistance but from demand overwhelming it. People have often said no, desired contained technology for a plethora of reasons. It’s just never been enough. It’s not that the containment problem hasn’t been recognized in history; it’s just that it has never been solved.
技术是一根永远悬在空中的胡萝卜，不断承诺更多、更好、更容易、更便宜。我们对发明的渴望是无法满足的。波浪看似不可避免，并不是因为没有阻力，而是因为需求压倒了阻力。人们经常出于多种原因说不，想要封闭技术。这还不够。这并不是说历史上没有认识到遏制问题；而是说历史上没有人认识到遏制问题。只是一直没有解决而已。

而新的技术浪潮的四个特征：不对称（成本低、门槛低，但影响大）、超进化（机器自我认知和学习，产生迭代进化的不可预测性）、万能（AI + 合成生物学几乎可以改变一切）、自主（机器的自我意识），意味着，这一次和之前的所有次都不同，人类文明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挑战。

而「悲观厌恶」则可以认为是和 e/acc 这样的精英主义思潮相对应的。精英们有时候自信得过于虚无，认为人定胜天，总有办法来解决问题，哪怕办法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或许，在历史长流中，他们是那群面对技术的胡萝卜最难以控制自己欲望的人，毕竟，他们从中不仅仅得到了便利，还有名声与财富。

历史或许是所有人书写的，但却是由少数人执笔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这样的组织形态虽然古老，但却纯真——是为数不多还能讲得清楚来历的事物。把权力交给部落里的人，或许是无奈之举，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Suleyman 最终给出了 10 条建议，但其实第 10 条有些偷懒：它实际上是要求前面 9 条要协同（coherence）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并且在过程中产生对抗和互补，最终才能有效的遏制技术走向不可预知的反面。更难的是，人类社会需要能超越各自的局部利益，才有可能让这样的协同发生。看看气候和能源议题就知道，做到这一点有多么困难。

暂且把这些挑战都归于「非共识」的篮子里。非共识也具有非对称性：大的非共识并不一定带来大的共识。世界上有的是长达数个世代的分歧，有些一直处于冲突状态中，有些则看上去消解了一段时间，而过一段时间就又浮现出来，如同一头浮游在海面上的鲨鱼——谁也不知道它只是路过，还是已经盯上了鲜美的猎物。

Smil 和 Suleyman 就是一对非共识者，前者认为技术创新中充满了大话和谎言，而后者则对 AI 和合成生物学忧心忡忡，担心创新步子太大，毁掉了文明世界。Elon Musk 则和所有人都有分歧：他是 Smil 认为的过度承诺者，也是 Suleyman 所担心的技术加速者；Tesla 财报发布每几天，他就把 Neuralink 的脑机接口接入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脑子里。

这种不管不顾的莽撞人，或许真该有人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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