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周期
就在新冠病毒已经迭代到第四个大版本的时候，人们发现自己的股票账户开始不值钱了。最近在社交媒体上被疯狂点赞的一张图是把 Ark Innovation ETF 和 Berkshire Hathaway 在过去 8 个季度的相对涨幅放在一起，粉红色的 Ark 经历了 2020 年的狂飙猛进之后，在 2021 年逐步回撤，最终在 2022 年初吐出了大部分收益，而老牌的 Berkshire Hathaway 则不慌不忙，最终也来到了同个位置。
与此类似的，还有一众在过去两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里与 Ark 曲线类似的股票，其中大多数是科技股。Peloton、Zoom、Etsy 等等，如果你在 2020 年初购买这些股票，那么大有机会在 2021 年狠狠的赚到一笔——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做股票投资的个人能够轻易做到的。但如果你在 2021 年开始后，没有及时的见好就收，那么也很有可能赔不少钱。
一年之前的这个时候，科技股的股价都还在高点上，一些忧虑的传言开始流传，但人们宁愿选择相信自己看到的收益率数字。在那样的心态下，一切都显得便宜了许多，无论是高得难以解释的估值倍数，还是购物车里的奢侈商品。
Frederick Lewis Allen 是一系列优秀美国历史读物的作者。他并不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而是在诸多杂志担任编辑，这让他的写作更加容易读懂，也适度的带有杂志文章的那种闲情逸致（如果你也读过《光荣与梦想》或者《被仰望的和被遗忘的》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大繁荣时代》等三本丛书，从一战结束后的 1920 年代开始，一直写到二战结束后的 50 年代，如同一幅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的清明上河图。
在翻来覆去的细节描绘之外，Allen 没有忘记对时代精神作出必要的总结。在 20 年代的繁荣达到顶点之时，他这样评论道：
「柯立芝繁荣」时代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巨大变化。这一时代让美国人和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很多改变，其中之一就是空前高涨的自信，人们变得敢于幻想，哪怕是脱离实际的。即使是一些只有区区4,000美元年收人的销售员，也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够凭借某种魔幻力量让腰包鼓起来，轻轻松松地买下一套装修精美的大房子或者是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
「柯立芝繁荣」，指的是在卡尔文·柯立芝在总统任期内出现的「咆哮的二十年代」。柯立芝是少有的几位因在位总统离世而从副总统接任的美国总统，尽管他在后来的大选中也获得了毫无争议的大胜。他擅长利用大众传媒与公众交流，破天荒的用广播的方式直播了自己的就职仪式和国会演说，还发布了自己的有声电影和邮票。如此一位热情拥抱新媒体的总统，也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他的名言「毕竟，美国人的要紧事就是做买卖」尽管常常被断章取义的误解，但仍然可以作为太长不看版的历史概述。
柯立芝的财政政策围绕着减税、减少政府开支和债务而展开。他坚持认为应该用市场的眼光看待一切，包括否决了麦克纳利-豪根农田救济法案（McNary-Haugen Farm Relief Bill），让农产品脱离政府补贴价格而回归「商业基础」。他甚至拒绝为 1927 年的密西西比大洪水提供灾后救助，而希望业主自行承担损失。这些做法，即便是在那个一切都蒸蒸日上的年代，都让他饱受批评。
尽管如此，柯立芝年代的美国民众仍然是昂首挺胸在过日子的。小汽车特别是轿车大行其道，它们被设计得既时髦又舒适，销量从 1919 年的 677 万辆达到了 1929 年的 2321 万辆。与之类似的是收音机，年产量从 1923 年的 19 万台猛增到近 500 万台。人们的餐桌上开始出现更多的新鲜蔬菜和水果，主要得益于维生素概念的普及，而牛奶制品特别是冰淇凌也出现了销量大涨的情况。伴随财富而来的，还有高等教育和图书出版业的兴盛，更多的出国旅行等等。
Allen 在书中写道：
战后 1920 年代的“柯立芝繁荣时期”，确实带给这个国家太多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概括地说就是：城市化生活方式已经被各个阶层的人所接受，财富已成为一个人成功的象征，并日受到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尊敬。在繁荣时代生活的美国人，追求着城市品味，城市服装以及城市生活的种种，城乡差距缩小，乡巴佬已难见踪迹。无论你是身处繁华的大都市纽约，还是走在新罕布什尔州和怀俄明州的乡间小路上，你会发现城乡同龄的女孩子们，都穿着同样的短裙，抹着同样的口红，脸上洋溢着同样的灿烂笑容，那些被红色恐惧时代激进分子们称之为无产阶级（最底层阶级）的人们，现在对自己的阶级地位也不再关注，他们也在分享着繁荣时代的快乐，曾经势力强大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如今会员数量急剧减少，影响力下降，再也看不到当年的威风了。
任何关乎经济周期的叙事都不会不由自主的写到女孩子们的口红和短裙，它们就像是繁荣时代上镶着的金边，更让人确信美好生活唾手可得，人所需要的就是无穷无尽的想象，上涨会继续下去，而不用去管那些唱反调的人。
《大繁荣时代》的结尾是这样为这个年代作结的：
应当看到，经济的发展是与民众的思维伴随伴生的。美国战后 10 年的繁荣绝不仅仅只是经济领域的状态，同时它也是当时美国民众的一种心理状态，股市出现的大牛市也不仅仅只是标志着一个商业周期的顶峰，同时它也是美国民众思维和情绪在这一时期起伏波动的顶峰。在这个国家里，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态度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大牛市的影响和美好希望突然破灭的强烈震撼。随着繁荣的消退和大牛市的远去，美国民众的思维和情绪很快又随着自己生活世界的变化而改变了，他们要重新寻找新的价值秩序、新的观念和新的思维习惯。他们正把目光朝向那新的生活轨道，因为那里有更适应他们的生活潮流在召唤。
二十年代就是在这样的乐观主义情绪中走到了顶点。1929 年 9 月 3 日，道琼斯指数达到 381.17 点，而后，连跌一个月，到了十月初，稍有起色，而后又接连经历了「黑色星期四」、「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二」等一连串急速下跌，道指单日跌幅超过了 10%。这个下跌过程持续了近 3 年，直到 1932 年 7 月 8 日终于见底，期间一共蒸发了 89% 的市值。
经历这样的过程是痛苦的，更是迷茫的。当人们适应了一种心智状态之后，就会产生思维惯性，会用相同的眼光打量很多看上去相似、但骨子里并不相同的东西。最常见的就是对于未来的打量，人们会习惯性为一切事情加上一个「自然」增长率，以此来作为明年的「预算」，仿佛财富的增长就像是树的年轮一般会因为年份的增加而增加。如果这种心态只存在于一少部分人身上，那么并不会出大问题，但如果每个人都以抱有此种心态，那么就会出现击鼓传花的盛况。好运气不可能同时降临在所有人身上，这是一个基本道理。
当情况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人们当然会产生不适应感，一些人会先行离场，撤出资金，关闭工厂，减少暴露在风险之下的可能性，动作慢一点的人会感到自己如韭菜一般被收割了，再慢一点的人可能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看到自己辛苦积累的财富灰飞烟灭。预言改换面孔，乐观烟消云散。
《大衰退时代》就此开场。Allen 把崩溃的原因归结为三点：一是资源开发的不可持续性，二是增强的经济相互依赖性，三是新的经济制度和金融工具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改变。
可以说，二十年代的高歌猛进是建立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的，一战的结束为社会增添了祥和喜乐的情绪。先进技术在乐观情绪的温床中得以生发，数以亿计的民众一边享受着美好生活的积极变化，一边也不由自主的成为庞大系统的附庸。当音乐戛然而止的时候，人们发现，整个经济已经扭成一团，如同一条首尾一体的巨蟒，谁也说不清楚，应该从哪里入手解题。
Allen 援引 Peter F. Drucker 的话说：
大萧条让人们看到，人只不过是一套无意识地旋转的机器中一个无意识的齿轮，这台机器超出了人类的理解力，除了它自己的意志不再服务于任何其他目的。
用他自己的话说：
有一条扩张之路依然是开放的。发明并没有停止，通过越来越有效率的机器生产（以及通过交通和通讯手段的改进）来增加舒适和安全的可能性依然几乎是无限的。但是，近在手边的经济机制，以及人们的精神习惯和视野，都已经被调整得适合于开拓扩张的时代，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日益增长的效率，新时代所需要的那种经济机制，谁也不熟悉。
赫伯特·胡佛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曾经在澳大利亚担任采矿勘探工程师，还到过我的家乡天津取得了开滦煤矿的股权，一战期间他参与了欧洲的救济慈善工作，战后又回到美国担任了两任总统的商务部长。他信奉进步主义，相信专家能够改善政府功能，但又反对政府过度干扰经济体中的企业行为。在大萧条伊始，其政策导向以基于志愿精神的公私合营为主，他签署了提高关税、降低所得税和遣返墨西哥移民等法案。另一个典型案例是他推动成立的名为「国家信贷公司」的机构，意在鼓励大银行为小银行提供贷款，可是，当时并没有银行愿意把自己的资本放贷出去，这个举措自然也无疾而终。胡佛的政策温和而纠结，对拯救经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任期后半段，他的政策倾向发生了变化，通过了紧急经济和建设法（Emergency Relief and Construction Act），通过政府担保贷款等方式支持基建和农业发展。这个方案被后来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完整的保留下来，并成为后来其「新政」的基础。
胡佛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不受民众欢迎的总统，他和其继任者罗斯福的私交也很差劲，但一些学者认为罗斯福的「新政」其实是由胡佛开启的。后者则创造了另一个纪录：唯一连任四届的美国总统（从 1933 年直到 1945 年脑溢血病逝）。
罗斯福的名言「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是在银行挤兑的危急关头发表的，在任期中，他开创了「炉边谈话」这种和民众直接对话的方式，帮助人们重建信心。与此同时，他开展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救济措施，这些措施往往以一些字母组合作为机构简称，比如 RFC、AAA、NIRA 以及大名鼎鼎的 SEC。另一件兑现承诺的事情就是废除了执行长达十三年的禁酒令，酒精重新回到光明正大的社会生活中，正好顺应了人们需要短暂麻醉放松的心理需求，同时，由于不再需要私酒贩卖，黑帮的势力大大削弱了。
Allen 对「新政」如此评价：
1933 年的新政计划，跟胡佛的计划比起来，反差非常强烈。它不是一份防守计划，而是多方位的、朝前猛冲的进攻计划。就大多数法律而言，而且毫无疑问，就它们背后的意图而言，对平民百姓的福利有一种新的强调，这是一种正如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自下向上、而不是自上而下构建繁荣的新的努力。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这就是：政府很乐意扩张其作用范围，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就一直存在完全脱离政治和经济需要的扩张，正像走向集权化的长期趋势既作用于政府也作用于企业一样，但如今，车闸被放开了，扩张突然加速。大不相同的是，罗斯福明显不信任华尔街的银行家和公司内部人，胡佛曾依靠他们的建议和帮助（这些并不总是随手可得），而罗斯福则根本不买他们的账。他在寻求帮助的时候宁愿去找那些按说应该不偏不倚（尽管有点不切实际）的大学教授们，而不是去找那些按说应该有实际经验（尽管有所偏袒）的商业人士。对工会有一种新的鼓励，对那些可能会削弱有产阶级力量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观点有一种新的热情。政府的重心移向了左边。
就是在这样的「进攻计划」下，失业率直到 1936 年才降到了 10% 以下（1933 年达到了 20.6%），到 1942 年才达到了 5% 以下；GDP 这样的直接经济指标则快速反弹，保持了极高的增速。后者的快速增长是靠发行大量国债带来的，这些债务支撑了大量的救济预算，其数量在二战前就达到了 GDP 的 40%。
民众的心态变化明显。周末双休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光，禁酒令解除让餐饮业出现了新的活力，鲜艳的服饰重新回到了女性的身上，结不起婚的年轻人忍不住产生更多的婚前性行为，廉价高尔夫、滑雪、桥牌、博彩和用德国相机摄影成为了新的风尚，电影作品中的美国完全看不到贫困和不满。在无助的漫长等待中，人们苦中作乐，逐渐走出阴霾。
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和三十年代，柯立芝和罗斯福两任总统以两种截然相反的叙事带领美国走完了两段曲线，民众的心态就在这两段曲线的转换间起起伏伏。今天，当叙事再一次发生反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体察到内心的微妙变化呢？人类行为和认知的内在不一致性往往在这个时候暴露无遗，特别是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需要对抗的正是——如富兰克林·罗斯福讲过的——恐惧本身。在繁荣年代，长期主义挂在口头，而在衰退年代，长期主义就是一句笑话。想要做时间的朋友，但又高攀不上，大概率是无法战胜恐惧。
人的一生必然会经历多个周期。在青年时代经历的那个周期，大抵只会留存少数印象，却感受不到压力和悲苦，因为重担并不在肩，未来也遥遥未来。在中年时代经历的周期，才是真正的主峰，需要奋力攀爬，又如李宗盛唱过，即便翻越了，也并无惊喜。2008 年那一次次贷危机，我刚刚步入职场，当时公司里面的一位前辈，带着一点江浙口音，缓缓的说，他已经经历了三次金融危机，第一次在伦敦，第二次在东京，第三次在香港。他讲得极为平和，似乎一切都未发生过。
是的，在危机过后，一切都会平复，就如同文章开头我放的那张股价图。但只有身处危机之中，才有资格谈论长期主义。面对周期，人们惯用的「穿越」一词，轻描淡写得有些刻意了，不如换成「翻越」，才更有确切的画面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