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th, Hayek & Keynes
本文将是一篇三位经济学大师传记的读书笔记总结。我在过去一年时间里，陆陆续续的读了 Adam Smith、Friedrich Hayek 和 John Maynard Keynes 的传记，也补了一些相关的时代背景的历史读物。让我开启这个主题阅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时代不可避免的正在走到了一个新的分界点，在这个时刻，回溯经典思想的产生和变迁可能是作出良好预判的源泉。
这三个名字对于经济学的学生而言应该再熟悉不过：Smith 和他的《国富论》为经济学开宗明义，Keynes 和 Hayek 则在上个世纪交相辉映。我没有去读他们本人的著作，而是用较为容易的个人传记入门，了解他们的成长环境，特别是在青年时代的师承关系，以及在家庭、学校及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所受到的种种影响。在传记作品中，读者往往会为这些看起来无用的琐碎记述所烦恼，因为他们看起来就像是肥皂剧里的情节一般寡淡无味，特别是在怀有对英雄史诗式情节的高期待时，甚至于会弃书不看。
我选择的这三本传记，实际上都有类似的问题。思想家在青年时代往往貌不惊人，或许在学术上出类拔萃，但尚缺乏系统性的思想成就。此时，大师们往往会受益某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 Smith 的老师 Francis Hutcheson 和挚友 David Hume，Hayek 与奥地利学派，以及 Kanyes 与 Alfred Marshall。这些师友关系仅仅是在漫长岁月中埋下的伏笔，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为谁带来了后来的荣耀，而只能把它看作是人类知识和思想的血脉传承。
从 Smith 到 Keynes 和 Hayek，经济学都是从理解人类社会的底层建构开始的，这里说的底层建构，无非是指伦理和政治哲学，两者又以前者为基础。这就让当时的经济学首先是政治经济学，并最终推向对制度和政府职能的诉求。在摈除了繁复的数学演算之后，思辩都更为纯粹的指向「人性本来如何」的回答。伦理关乎个人如何追求幸福，而政治则关乎社会如何构建。在这两个基本问题面前，经济学的确显得更加细枝末节一些，但当思想被建构在这些基本问题之上时，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内在统一和惊人的多样性。
过去的两个多世纪，科学不断在向人文抛出新的问题，同时也带来思考这些问题一些新框架，但问题还是来得太快，以至于解答的过程显得迟缓而混乱。个体的自由与自私、集体的无知和癫狂、理智的缺失或迟来，让社会越来越像是一台发出巨大啸叫的高速离心机，每个人都既要保持高速的同步旋转，又要注意到自己可能正在远离中心，万劫不复。
Frederick Lewis Allen 在《大衰退时代》中开篇写道：
有一条扩张之路依然是开放的。发明并没有停止，通过越来越有效率的机器生产（以及通过交通和通讯手段的改进）来增加舒适和安全的可能性依然几乎是无限的。但是，近在手边的经济机制，以及人们的精神习惯和视野，都已经被调整得适合于开拓扩张的时代，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日益增长的效率，新时代所需要的那种经济机制，谁也不熟悉。
这段话引发了我极大的共鸣。20 世纪初的经济历史是被机器生产所加速推进的，而 21 世纪的头 20 年，这个动力显然转为了互联网。无论是哪一种推动力，都有它逐步丧失加速度的时候，而社会也都会因此而产生预期落空后的种种不适。这个时候，全世界都需要答案，这个答案既要能够从过去的岁月中汲取传承，又需要在崭新的文明面前丝毫不怯场的给出解释。1930 年代需要，1970 年代需要，2020 年代也需要。
限于我粗陋的学术功底，对于理论始终都是门外汉，只能按照个人粗浅的理解做一些摘录。
先从 Adam Smith 开始。
Adam Smith
Smith 的《道德情操论》不如《国富论》有名，但却被认为是其思想的伦理基础：
看似简单的开场白表明了风格：“人类可能非常自私，但人性中显然具备一些原则，使他们乐于见到他人的好运，他人的幸福对一个人来说十分必要，虽然他除了见证的乐趣之外什么也得不到。这就是怜悯，或者说同情……”因此，同情（compassion）就是亚当·斯密认为的人性基本原则。然而很快我们就能清楚看到，这里的同情并不是指可怜他人，而是指能感受他人情感的共情。
这段描述中，Smith 认为人性在根源上就具有利他性，而这一点往往被忽略或简化掉。在后世「理性经济人」假设广受诟病之时，鲜有人想到开山祖师实际上并不认为人类行为仅仅受到个人利益的驱动。Smith 认为道德是人们与其他人互动时产生的原则和秩序：
斯密并不认为个人的道德判断是原生的，是神圣灵感或原始本能的结果，他认为道德源于一个人对他人的看法，是次生的。我们通过对比自己和他人的实际行为和可能行为做出道德判断，我们参与和回应整个社会的规范，并从中发展出了自己的道德原则。
继续推演下去，Smith 对人性持有善意的推断：坦诚开放，是一种文明和进步的特征。
斯密与卢梭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文明带来道德进步，哪怕只是部分的进步：“一个文明的人习惯于在某种程度上压抑原始天性，变得坦诚、开放和真诚。野蛮人则相反，他们被迫扼杀和隐瞒热情的表象，必然会习得虚假和掩饰的习性。”
以此为基础，经济发展的动力学就此构建，人们具有互通有无的基本诉求，这发端于人性和道德的基础。Smith 认为语言和知识在人与人的交换中非常重要，这一点被后来的 Hayek 所继承。
我们现在已经接近了这个问题在哲学意义上的核心，因为人类之间的“和谐”或相互依存是斯密整个理论体系的枢纽，努德·哈孔森在这一点上有令人佩服的总结：“这种持续交换基本上是所有人类文化的基础，可能也是语言的基础。以虚荣的形式，它是所有等级区别的基础；以易货交易的形式，它是所有经济的基础；通过同情机制，它导致了人类道德的产生。”这是斯密整个思想体系的基本假设。但是用他的话说，“要获得这种和谐，必须要有自由的情感和意见交流”。因此有益的自发秩序取决于个人自由的存在。
Smith 很早的认识到，商品交易的基础是信息的交换，阻碍信息的有效交换就会影响交易效率。他的时代离今天的信息时代有数百年之久，如果他看到今天的互联网，特别是看到在信息巨流如此澎湃以至于泥沙俱下、难辨真伪的时候，不知道会作何想。
Smith 对人类行为背后动力原则的阐释包含两点，一是交换的倾向，二是改善自身的渴望。
斯密认为人类行为背后存在着两大动态原则。关于第一条原则，斯密给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有一种倾向……世上没有比它更广泛存在的具有影响力的原则了，即人们倾向于互通有无、以物易物、互相交易”。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独有特征，它从斯密提出的“同情”概念，和人类可以感知他人的愿望和价值观的能力引申而来：“没有人见过一只狗与另一只狗进行公平的交换，用一根骨头换另一根骨头。从来没有人见过一只动物会与另一只动物通过姿势或叫声传达这样的信息——这个东西是你的，那个东西是我的，而我愿意为了你的那个东西，付出我的这个东西。”第二条原则是对“改善自身状况的渴望”，而且这种渴望是“普遍的、持续的、不间断的”。当某个人拥有超过个人所需的钉子、苹果或布匹，他就会想要与缺乏这些东西的人进行交换，换来一些能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东西，这种交换行为最终就形成了贸易。
这两条原则虽然具备广泛的解释力，但却并不能算是给出了问题的解答。它们更类似牛顿力学的三条定律，为后续的一切计算提供了基本假设。
假设在推导的前期往往是战无不胜的，但随着逻辑链条的延长，也一定会出现难以解释的情况。比如利润和资本积累就可能随着人们秉持改善自身的渴求而走向极化。Smith 也预判到了这样的情况：
高利润率标志着更贫穷的社会而不是更富裕的社会，标志着失败而不是成功：“利润率与租金和工资不同，租金与工资随着社会的繁荣而上升，随着社会的衰落而下降。相反，利润率在富裕社会中自然就低，在贫穷社会中反而高，在快速奔向崩溃的国家中它总是最高的。”
《亚当斯密传》的作者杰西·诺曼具有英国国会议员的身份，他从一位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待 Smith 思想的现实意义：
《国富论》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不仅要理解，更要影响人类的行动，要影响个人和集体做出政治决策的方式，并改造政治经济学本身。它贡献了一套“立法者的科学——约束立法者行为，使其始终遵循一种一般原则”。
《国富论》并未在个体自由的问题上推崇极端选择。相反，它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政治正确」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政策建议，政策自然需要执政者来执行。作者在全书的最终章有一段精彩的总结：
对斯密来说，自发的、不断发展的秩序，无论是语言的、法律的、道德的、经济的，它们是否有益取决于社会内部赋予个人多少自由。所以他支持那些有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和相互承认的措施。今天我们对此也毫无疑问。这些措施包括：更好的教育、自由独立的机构、法治，以及斯密做出了很好榜样的个人的礼貌、宽容和相互尊重的中庸美德。简而言之，理想世界不仅有私人的自由，也是一个可以享受自由和教育的公共领域，那里充满了文明、诚实、独立思想之间的对话。
这种公与私的有机结合是美妙的，但在哪里画这条线，则仍然要被争论多年。
Friedrich Hayek
如果按照时间顺序，Keynes 英国在 Hayek 前面，但从传承的角度来看，似乎 Hayek 更顺一些。这两位大师的生平有着不少交集，也有过很多论战。Hayek 推崇的自生自发秩序听上去更像是 Smith 的精神衣钵，他认为这种秩序应该得到足够的承诺空间，其边界是以「法治」为界限的。
自生自发秩序问题是哈耶克探讨的最深刻的问题之一。一种和平而有效率的社会如何能在无人发号施令的条件下形成？哈耶克的答案是法治。正当的法律创造出——本身也是——人类繁荣昌盛的社会构架。
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期间就开始批评单点制定的经济计划难以成功：
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哈耶克批驳了我们有可能从单独一点管理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的观念。相反，哈耶克强调了自生自发秩序（尽管他当时尚未使用这一术语）的观念。政府的合理职能应当是保证个人尽可能充分地以自己觉得最合适的方式利用其知识和才能 …… 他相信，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可能有进步。企图要求社会所有成员按照一个人或某些人的指令生活，以实现人与人的一致，这种企图必将阻碍那种可实现物质和技术进步的社会秩序的生成。法律（即规则）应当高于具体某个人的命令。私有产权则是这种秩序的根本。
这些论断显然和 Smith 的基础论调高度一致。只要是持有这样的论调，就一定也会理解，人们处于各自动机而产生的行为中，最关键的要素就是信息和知识：
他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又指出，人的集体行为问题实际上是信息传递问题。在这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信息如何在个人中间传递。仅仅知道个人是自利的还不够，重要的是弄清他们如何传递信息，如何生成新信息。个人只能根据他们所掌握的信息采取行动。因此，通过法律确立的竞争性市场中的种种社会制度——包括私人产权、价格、利润、契约、交换商品与服务的能力等——传递零散的信息，就成为他研究的中心问题。
是的，信息这个词又一次出现了。Hayek 和 Smith 之间最重要的思想纽带就在这里。交易源于交换，而交换的最基本形式就是信息。Hayek 的论述中，信息的地位被进一步提高了，不仅是体现人类行为动机的媒介，更是回答了为什么政治经济的一切安排都应该围绕着信息的自由流动而展开。
然而，动机和信息不能单独拆开讨论。人们因为各自的动机和目的来传播信息，而当他们知道这些信息可能会促成或阻碍特定的交易的时候，信息就不再单纯。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社交网红，信息被各种动机所操纵，判断信息的价值和真实性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更主要的命题。
任何一种单一手段都难以达成对复杂问题的解答。Hayek 的观点不应该被理解为对政府行为的反对或对自由放任的拥护。他本人也曾做出明确的回应：
在辩论对手向他发出挑战后，哈耶克做出回应：“对你的话，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奇怪。你知道，你一直都在谈论那个古老的争论话题——政府应当采取行动，还是应当无所作为。而我在这本书中做出的全部努力就是，用一种新的区分替代这种古老而愚蠢的区分。我已经认识到，国家的有些活动是极端危险的，因此我的整本著作就是要区分正当的政府活动和不正当的政府活动。为此，我曾经说过，只要政府的计划是为了促进竞争，或者是在竞争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采取行动，就不应当反对。但我相信，除此之外的一切政府活动都是非常危险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秩序未必就是政府最小的秩序，而是竞争最大化的秩序，且必须具备价格、利润、私有财产、竞争性市场、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契约、法治等。
此类回应既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巧妙的周旋，也可以认为是精巧的设计，是在左右之间找到一条合适的画线的位置。
John Maynard Keynes
Keynes 曾经在信函中这样回复 Hayek：
亲爱的哈耶克，旅行途中我有时间拜读了你的大作。在我看来，这本书很棒。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感激你这么精彩地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你大概不会指望我接受这本书中的经济论观点，但从道德和哲学角度，我确实完全同意本书的观点；不仅是同意，而且是深表赞同……对这本书，我确实只有一个严肃的批评。你在不少地方都承认，关键是线画在哪里的问题。你也同意必须得画出一条线来，因为逻辑上走极端是不可能的，但对于这条线到底该画在哪儿，你却语焉不详。我和你画出的线可能确实不在同一个地方。根据我的看法，你过分低估了中间道路的可行性。不过，只要你承认了走极端是不可能的，那就必须画出这条线，而根据你的观点，却画不出这条线来，因为你一直要说服我们相信，只要向计划指令的方向移动一寸，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终必然会滑向悬崖。
我在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写下的批注是：Hayek 和 Keynes 之间只隔着一条线。在论战中，一旦论题走向了这种微妙的区别，能够真正看懂的人就会非常少了。观众最喜欢看的是那种两边各执一端、对抗性极强的场面。一个细节是，Hayek 的《通往奴役之路》之所以获得如此广泛的成功是因为美国的《读者文摘》发表了一份更适合大众读者的摘要版，其中的观点恰好暗合了当时美国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潮，为一系列社会运动提供了急需的思想素材，尽管和 Hayek 思想的本源和目的都不尽相同。
Keynes 的思想和他的生活一样，都要比 Hayek 更加精英路线一些。他的家庭背景、求学生涯、职业道路和社交圈子都可能是这种路线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一系列有意或无意的选择，让他能够更直接的接触到政策制定的内核，从这个角度看，他不仅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近乎于实践者的战略家。
正因为身处权力中心，他更忧患于资本主义的系统性问题。在《凯恩斯传》中，有这样一段话：
凯恩斯对提高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水平有紧迫感，这种紧迫感源于他对整个自由体制的危机感。他在1925年写道：“现代资本主义是绝对非宗教式的，没有内在的统一，没有多少公共精神，只是一群财产所有者和财产追求者的乌合之众，这样种体制必须依靠极大的成功，而不是一般性的成功，才能生存下去。”
这段话不仅仅指出了问题所在（缺乏内在统一），也说明了什么可能掩盖了问题（经济上的极大成功）。两点也可以合并成一点，也就是认为经济上的成功能够替代宗教形成凝聚社会的公共精神，但这种替代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经济周期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打破长期繁荣的幻想，甚至出现系统级的崩溃，这种周而复始的打击对社会信心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也被认为是导致战争的根源。
这就不免要回到对 Keynes 影响巨大的 G.E.摩尔的伦理观上来，「至善」而非「功利」成为平衡互相冲突和争端的终极砝码。
凯恩斯决心要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作得更好，这同他的思想中的道德观有联系。市场经济所做的让大家都富起来的承诺越快兑现，人类就能越早进人享受“美好生活”的状态——人们就会着眼于现在而不是将来，着眼于目的而不是手段，着眼于“至善”而不是“功利”。凯恩斯在学生时代对 G.E.摩尔的伦理观的忠诚不是年轻时期的一个闪失而是毕生的追求。他在《我们孙儿辈的经济前景》这篇有趣的论文中完全回到了摩尔伦理学。他在 1928 年第一次宣读这篇文章时的听众是曼彻斯特公学的一群男生。它的中心思想是，解决“经济问题” 是文明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
Keynes 的锋利之处在于他不仅仅限于回答 What 和 Why 的问题，更会回答 Why Now 和 How 的问题，特别是前面这个问题，择时和择机，是理论家在实践者对话时不愿也不能回答的问题。Keynes 广为引用的话说的是：长期中，我们都死了——其反面是短期的重要性，或者说要回答现在要做什么，为什么要现在做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供给侧在生产效率发生快速变化的时刻，时机的变化更加变化莫测。在 Keynes 的时代，生产力不如今日发达，但仍然应该理解到生产始终是缓慢的，如果说需求侧可以在信息的刺激下发生几乎实时的变化，那么就也要注意到，这种快速变化的预期如果放到供给侧上是不现实的，也是造成一系列政策灾难的源泉。
除了对供给滞后于需求变化的理解，Keynes 也认识到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作为一位从伊顿公学和剑桥走出来的「学霸」，他反而对人类的智力边界有着更好的理解。
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展望未来；我们的预测能力微不足道，而且我们对事情发展的结果只有最小的控制力。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幸福才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心所在；我们必须提防为了某种看上去有利的结果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这里还需要强调另一个方面：我们光是试图改善目前的状况（与过去相比）是远远不够的；这种改善必须能够弥补在过渡时期所遭受的所有的损失。
特别是最后一句：我们光是试图改善目前的状况（与过去相比）是远远不够的；这种改善必须能够弥补在过渡时期所遭受的所有的损失。这句话又要求政策的操盘手能够以超出常人的智识做出超越周期的判断——这种超人的智慧就体现在能够在更高的阶数上做出后果预判。
供给滞后和有限理性的认知让自 Smith 开始的经济学理论更具有实践意义。
没有一种理论是万物理论，也没有一种机制是永动机。在这篇摘要性质的文章最后，我想回到《亚当斯密传》，引用传记作者的一段总结，做一个不像总结的总结——更像是引发更多问题和思考。
新的叙事必须从新的政治经济学开始。这项事业将是许多人的工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我们可以从斯密的思想中总结出 6 条经验，或许可以预见其中的一些主旨。
第一，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和商业社会区分开来。
第二，商业社会需要有韧性、有节制、有战略、有实力的政府。
第三，成功的商业社会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国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需要这样的国家，更因为它们有能力支撑强大的国家：它们拥有独立的机构和多元主义，能够抵御国家统治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它们拥有合法性、认同、文化和信任，因为整个系统，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依赖于信任。
第四，除了具体的缺陷之外，商业社会还有内在的弱点。
第五个教训是，裙带资本主义远不是现代商业社会面临的唯一挑战。最深层次的威胁是人们价值理念的变化。一方面是公共领域的不断商业化，另一方面是新技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