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0/2021: Rain
Forewords
本周的主题是 Rain 雨。
缘起是这一周去上海和杭州出差了两天，正好赶上了江南的梅雨季。虽然北方夏季也经常会有雷暴天气，但和南方这个季节没法比。潮湿的空气，阴沉的天空，突如其来一泡雨，足以让出行交通乱成一团。
出差的两天时间里，几乎见所有人，开场白和结束语都是关于出行的。每个人几乎都会抱怨飞机延误，并善意提醒「最好取消航班，改成高铁」。虽然我来程的航班几乎一分钟都没有延误，落地甚至早了半个小时，但听到人不停的这样建议，还是免不了动心起念。
果然，我收到了回程航班取消的通知。经历了一通退票的折腾后，我第一时间预定了高铁车票。下单之时，只有寥寥数张余票，几分钟之后，就被抢购一空。
车票是早上 7 点的。我特别订了虹桥旁边的酒店，尽管如此，还是一宿没有安眠，早上 5 点就睡不着，起来洗漱之后，就去车站吃早饭，准备车上 4 个多小时的光景。
——如果你经常往返京沪之间，应该可能已经猜出我接下来碰到的状况：上海开往北京的高铁，4 个半小时的那一班，是从上海站出发的。而我在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人在虹桥，离开车还有半个小时。
我有两个选择：一是改签，费用低，从虹桥出发，但却赶不上下午约好的会议；二是退票，改到 8 点起飞的航班，赌运气，这样就能在中午之前到办公室——风险是飞机继续延误或取消。在退改签到窗口前，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退票，买机票。
一路上，我在反复思考，为什么在那一刻，我会做出前后矛盾的选择：在前一天飞机取消的时候，我可以改签别的航班，但我选择了高铁；而在发现火车票买错了的时候，我又反过来愿意赌飞机可以准时起飞？当然，有很多外界因素在微妙的左右我，比如前天我改变主意的时候是在傍晚时分，天气阴沉，而在第二天一早从酒店出来的时候，天气开始转晴了。然而，这似乎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由于前一天的坏天气，还能查到大量当天早上延误和取消的航班消息。
对于意外状况的厌恶，会让我选择「矫枉过正」的制衡手段，如果航班取消，那么我头脑中的认知机器就会倾向认为所有的航班都不靠谱，从而让航班正常起飞的概率预测变成零，然后转向选择高铁。而如果高铁赶不上了，那么就否定掉所有高铁的选项（其实还有班次在 12 点半到北京南站，1 点半左右到公司），转向可以「弥补损失」的飞机。我不知道这样的判断多大程度上和我的个性有关，还是它也是很多人都会做出的选择。
雨，至少对于一个北方人而言，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意外情况——它本来是一种日常现象，但由于过度低频，从而未能建立起做好预测和相应准备的习惯。因此，每一个反应都是临时的、应激的。
我想，对于在江浙沪生活许久的朋友，会习惯于出门带伞，安排好出行方式，既不会订错车票，也不会「矫枉过正」，反复横跳。
Links + Notes
Zero Knowledge by Packy McCormick via Not Boring
ZKP = Zero Knowledge Proof 是最近很想了解的一个概念。Packy McCormick 的这篇文章给出了一个通俗易懂的解释。
从定义的角度来看，ZKP 就是能在不需要给出过多背景知识的情况下，就能够提供足够证明信息，从而建立信任。用文章中的话来讲就是：
convey no additional knowledge other than the correctness of the proposition in question.
除了有关命题的正确性之外，没有传达其他的知识。
比如要证明一个人的偿债能力，传统的做法是提供银行流水，但这就披露了太多的个人信息。实际上，要证明这一点，只需要提供一个人是否在每个月都可以获得足够多的收入，也就是「收入金额超过某一个值」这个命题为真。这样，就无需提交银行水单，也无需披露自己的消费隐私。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部分人都在隐私问题上做出了妥协：放弃部分隐私，来换取便利。某种程度上，这是今天「监视资本主义」得以盛行的原因：科技公司首先承诺并交付了便利性，并以此为必要条件，要求消费者主动或被动的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对于自己到底提供了哪些个人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将被用来做什么，消费者并不具有完全的知情权利（和能力），这种信息和便利之间的交换被广泛认为是不平等的。
ZKP 可能是一种解决方法。它在此类信息交换中提供了一层隔离，允许消费者在给出信息的时候只需要给出必要的部分。必要性的尺度在于：再少一点信息，就无法建立信任，也无法达成交易。因此，Zero Knowledge 并不是真的「零信息」，而是「必要的信息」。它本身也是一种对信息的有效压缩，从而让交易能更加广泛的达成。
信息的多寡是一种取舍。信息量太大，就会带来认知过载，信息量太小，就无法做出判断。我们经常讲的 the right level of details 听上去是一种玄妙的职场黑话，但它的确告诉我们「界面」在信息传播和建立信任中的价值。
中间人也可以作为「界面」。KOL 就是一种中间人，他们推荐各种商品给我们，并且以自己的「人设」作为担保。从机制角度来看，这并不可靠，而且很难规模化。而 ZKP 这样的机制则更加稳定和可规模化，「知乎高赞」和「拼多多」都近似于一种 ZKP。
Stripe: Thinking Like a Civilization by Mario Gabriele via The Generalist
「界面」一旦成功建立，就会在规模和寿命上都具有极大的潜力。本文是近来有一篇关于 Stripe 的长文。
文章开头引用 Paul Graham 的文章讲到：
The most striking example I know of schlep blindness is Stripe, or rather Stripe's idea. For over a decade, every hacker who'd ever had to process payments online knew how painful the experience was. Thousands of people must have known about this problem. And yet when they started startups, they decided to build recipe sites, or aggregators for local events. Why? Why work on problems few care much about and no one will pay for, when you could fix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world's infrastructure? Because schlep blindness prevented people from even considering the idea of fixing payments.
我所知道的最引人注目的「畏难盲区」例子是 Stripe，或者说是 Stripe 的想法。十多年来，每一个曾经不得不在网上处理付款的黑客都知道这种经历有多么痛苦。成千上万的人肯定知道这个问题。然而，当他们开始创业时，他们决定建立菜谱网站，或本地活动的聚合平台。为什么？当你可以修复世界上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时，为什么还要去解决很少有人关心的问题，也没有人愿意付钱？因为「畏难盲区」使人们甚至无法考虑解决支付问题的想法。
是的。「畏难盲区」让大部分人放弃了成为支付「界面」的机会，也自然失去了几乎无限大的成长机会。文章用苏联天体物理学家 Nikolai Kardashev 的文明分层模型来做比喻：
Type 1 civilizations could use and store all available energy on their planet, Type 2 civilizations could do the same across their solar system, and Type 3 could manage across their galaxy.
第一类文明可以在他们的星球上使用和储存所有可用的能量，第二类文明可以在他们的太阳系中做同样的事情，第三类文明则可以统御所处的星系。
而作者认为 Stripe 是 Type 1 文明，能够使用星球上所有可用的资源。这让我想起，徐新在投资美团之后，把美团称为「超级平台」。
文章还讲到 Collison 两兄弟的微妙区别：Patrick 是一位思考者，热爱阅读历史，把称之为 way to cheat；而 John 则更加外向，是对外沟通的界面。而两位创始人的品味，又为 Stripe 创造了独特的叙事：他们出版发行一系列图书和杂志，研究气候变化，支持 Progress Studies ... 这些事情远远超出了「支付」的业务范畴。
在文章最后，作者自问自答：什么是文明？
An ambition that persists long enough to manifest in the material world; articulation with a heartbeat; an idea that can walk.
让我思考的是：一个生命周期足够长的事物，是否需要选择一种价值取向？在上面这段话的第一个分句中，文明是需要表明自己的价值取向的。我曾经认为，界面、管道或者平台，不应该做类似的选择，但这一次我开始意识到，在宏观尺度上，一种界面替代另一种界面，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仍然意味着一种价值替代了另一种价值。
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Does Tech Need a New Narrative? by Anna Wiener via The New Yorker
本文回顾并展望了科技行业的叙事变迁：从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 到 It’s Time to Build，Marc Andreessen 的两篇文章就是整个硅谷所代表的科技行业的两代叙事。
关键在于，到底要 build 什么？
科技行业并非是一个行业，而是一种「所有行业都值得重做一遍」的思潮。它先改变并控制了媒体，创造了一种「去中心化的、人人皆有话筒」的盛况，而真实情况是，舞台仍然容量有限，掌握叙事能力的仍然是少数精英。
文中这样评价 Andreessen 的 It’s Time to Build:
Taken seriously, the essay seemed to be suggesting an entirely new version of Silicon Valley: a movement away from making software to support existing institutions, and toward creating the institutions themselves. If Andreessen’s exhortation to build was a call for “aggressive investment in new products, in new industries, in new factories, in new science, in big leaps forward,” it was also a call to power. The era of the builder may also be the era of the Silicon Valley political actor.
认真地看，这篇文章似乎在暗示一个全新的硅谷版本：从研发软件来支持现有机制到创造机制本身的转移。如果 Andreessen 对建设的劝诫是对「积极投资于新产品、新产业、新工厂、新科学、大跃进」的呼吁，那么它也是对权力的呼吁。建设的时代也可能是硅谷政治行为的时代。
文章也自然提到，Stripe 等科技企业通过出版和赞助科学研究等方式来获得超出自身业务范围的政治影响力。技术的转移，终究会变为利益和权力的转移。或许这是我们看待未来行业变迁的一种新的视角，对于理解平台和针对平台的各种反制手段，都会有所助益。
Tweets
I once met a painting coach who tells students to copy their favorite artists.
At first, students resist.
In response, the coach tells them to listen for friction. “Do you hear that resistance? It’s the whisper of your unique style.”
Through imitation, we discover our voice.
对模仿的抵抗，就是你的风格。
问题是，很多人并不抵抗。
Books
本周在读的书是 Michael Sandel 教授的 The Tyranny of Merit。
Sandel 教授在本书中深入讨论了精英政治（Meritocracy）的若干影响。在择优主义的影响下，民众逐渐形成了一种把成败归因于己的心态：如果你成功了，那么这是你个人努力的结果；而如果你失败了，那么这也是你不努力的结果。
这些观点看上去似乎是很合理的，但问题就出现在这种貌似合理的逻辑上。特别是在收入分配愈发极化的时代，对于在全球化竞争中未能跟上步调的失意者，这种归咎是对个人能力的彻底否定，而失意者则在自上而下的判决面前无力反驳。成与败、善与恶、聪明和愚蠢、理所应当和运气不佳，这些区别有些看起来很明显，但真实情况是，很难用成败论英雄，也很难在宏观背景下对个体进行微观意义上的价值判断。
这本书出版于 2020 年 9 月，当时美国大选已经尘埃落定，但人们仍然无法全然理解 Trump 到底意味着什么。本书讲述的视角是我过去没有想过的，而且文字流畅，易于理解。
以上就是本周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耐心阅读。
下周见，
N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