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阶段，两种视角
本文从一篇读书笔记延展而来，主要希望探讨在网络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如何运用不同的视角来正确理解网络的不同发展阶段。
网络构建的阶段
在过去的付费通讯中，有一条暗线是始终贯穿的——这就是如何构建一个大规模的网络。有一些文章是从企业或企业家的视角讲的，比如《Square: 网络是如何建成的》，或者《Peloton 与互动媒体的未来》，也有一些试图探讨一些一般规律，比如《会员经济和个人选择》和最近的《想象的新世界》。
我们都知道，网络效应的威力巨大，但要构建一个大规模的网络是困难的。规模尺度和连接强度往往成反比，在临界点上，还可能受到所谓「负网络效应」的影响。因此，上面这些讨论的焦点往往是从较小规模的网络切入的，研究在小网络中什么样的连接方式奏效，然后再去探讨在更大规模的网络上是不是仍然能够起到足够的作用。
这就是构建网络的两个阶段。这个切分逻辑比 Crossing the Chasm 的那个要更简化一些。我们可以认为，在「鸿沟」左侧的就是网络构建的初期，网络规模享受快速的自然增长曲线，而在「鸿沟」右侧的就是网络构建的后期，网络规模的增长速度会放缓，甚至可能出现萎缩。
Peloton 和 Square 都是这样的案例，它们在网络发展早期从一部分人群的需求切入，从而让网络开始快速生长。在这个阶段，网络效应往往具有一些神奇的「自生长」属性，而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这种属性似乎就消失了，让规模能够持续增长的，更可能是来自网络外部的力量。市场营销、版权采购或者是价格补贴，只要是能吸引用户加入网络的，都是这些外力的体现。尽管它们看上去笨重而昂贵，但不同程度上成为今天平台经济规模的基础。
在所有的讨论中，有一个问题一直处于中心的位置，但也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既可以描述为是中心化的预判还是去中心化的涌现，也可以说成是全局整体或局部个体。我想，读者们能够理解这背后的逻辑关联。在网络构建初期，发生的一切事情似乎都是自发的、涌现的，而到了网络发展的后期，增长的核心在于不惜一切短期代价以达到长期的规模经济临界点。
在这样的二元选择面前，我的疑惑在于：对于复杂系统而言，如果认为一切都是自下而上的涌现，那么是否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微观判断，是否还需要在宏观层面施加影响？
在这个问题下，思想家们自然分成两派，一派倾向于保持耐心，让事物尽可能自然发展，而另一派则认为事在人为，无论是商业、技术还是文化，只要具有足够的号召力，就可以改变事情发展的路径或节奏。
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应该被理解为对宏观调控合理性的质疑。实践必须要考虑到事物发展的节奏，任何动作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发生才有实际价值。如果采取人为行动，干预涌现过程，那就是要在合适的时机，加速或减缓局部变化，进而带来合意的结果。因此，宏观调控可能是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更加要求对系统结构的微观理解。
也就是说，why now 才是问题的核心。后文将会讨论：网络构建的「阶段论」将是回答 why now 问题的关键。
国家的视角
James C. Scott 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用长达 500 页的篇幅宣示了他的这种观点。
和几位最近阅读的其它学者相似，Scott 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在 20 世纪的 70-80 年代。美国在越南的战事让学术界也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到东南亚这片陌生的土地上。Scott 曾经在一个马拉西亚的村庄呆了 14 个月，并根据村民的建议对他的研究进行了重大修改。在美国，他和妻子住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农场里，并亲自饲养牛羊。他以亲身经历的方式来体验和理解原始自然的生活状态，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方式影响了他对世界的看法。
农耕与现代，似乎是世界的两极。亚洲的传统农业方法是从祖辈的经验顺流而下，代代相传而来。农历和药典并没有形成科学知识的体系，而仅仅是在当地的环境下得到了反复验证，就因此沉淀为经验或是实践知识。这些知识往往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足够让使用它们的当地农民生存下去——生存的需求推动了实践知识的进一步演进和自我更新。现实的耕种环境是如此复杂，自然条件的随机性对实践知识具备一定的模糊性，允许实践者更加灵活的面对多变情况而临场发挥。
我们也不应忘记，小农和牧民一年到头都生活在所观察的原野上。他们会观察到不在农田的农民和科学研究人员注意不到的事情。最后，如同我们前面章节中已经谈到的，农民始终是社区中的成员，社区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口头文献图书馆，它是农民所做的观察、实践和试验的总和，这些知识是个人无法独立积累起来的。（第九章，第 454 页）
传统农业往往是小型网络，特别是在 Scott 所描述的这种小农经济中更是如此。在自己的农场上，农民面对的是一片规模不大但却变幻莫测的空间。他必须通过自身经验做出判断——很多时候运气成分占据主导。一个更贴切的说法是：这个农民自己也是所处耕地生态的一部分，他并不像是一名「网络管理员」，因为土地的收成也决定了他能够填饱自己的肚子。
现代农业让农民变成了农场主，这不仅仅是个人所经营的土地面积的扩大，更是知识、经验和技术的连接和共享。这就让农业获得网络效应的发展红利。Scott 在康州所经营的农场和他在马来西亚观察到的全然不同。他对自己的收成有着更强大的影响力，同时，农业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将让所有农场主收益。
Scott 的农业观察让他具有了和同时代其它学者全然不同的第一人称视角。
同个时期，Benedict Anderson 也在写作《想象的共同体》。好巧不巧的是，Anderson 也曾经在东南亚生活，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研究这个区域的民族主义起源。而 Anderson 并未如此深入生活的细节，而是更多思考科学技术对文化和政治的上层影响。这种思考必然是宏观视角的，自上而下的，它也能够得出令人满意的推论——事实上，这些推论对今日世界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人们通过虚构想象来建立彼此之间的认同，从而可以超越血缘和地缘的局限，而构建更广阔的共同体关系。
共同体的范围，从部落走向民族，而后，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又以经济贸易为由头，开始走向全球。贸易使双方都变得更好，福利增进，感情也增进了，共享美好生活是整个世界的共同想象。科学技术承担了兑现这一现象的支撑功能，它和商业贸易一样同样都具有无比的清晰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实用主义，高度可量化，也在大尺度的世界版图上被广泛接受。它们就是 Scott 在书中讲到的「极端现代主义」的基本元素：
什么是极端现代主义呢？最好将其理解为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强烈的（甚至是僵化的）信念。这些进步与 1830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和北美的工业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中心就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需要以及与随时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相应的不断增长的对控制自然（包括人类本性）的超强自信。因此极端现代主义是一个关于将科技进步用于一一往往通过国家一一人类活动各领域的全盘幻想。如果说，像我们所看到的国家简单化和实用主义的描述倾向于通过国家权力的活动按照其表述来改变事实，那么可以说极端现代主义国家开始于一个全方位的新社会药方，并意图将其实现。（第三章，第 121 页）
这种观念是超越国家和政体存在的。人们不同程度上都接受了科学技术带来的若干好处，最初是在工业上，后来也越来越多的使用在农业和服务业上。它也完全可以追溯到帝国时期的统治：人口和耕地的统计方法，语言和度量衡的统一，交通和城市规划。凡是可以官方钦定的，就用简单的方法让它整齐划一。
现代化的进程就是把上面这种简化统一的方法应用到更多地方。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在流水线工厂中找到了用武之地，而谁也没有注意到苏联的领导者也不约而同的想到了类似的办法，并且把它用到了集体化农场上。后进的亚非拉国家有样学样，以各自的方式模仿出不同版本的现代化。
书中举出的巴西利亚城市规划的例子，处处都能让我们从中看到极端现代主义的影子。Scott 选用了并不常见的充满感情色彩的话语：
那里的确有个广场，但那是什么广场！ 广场的功能非常简单，作为公共访客室的作用在设计的时候已经被排除在巴西利亚之外。广场只是国家的象征中心，围绕它的活动只是政府各部的工作。古老广场的活力依赖于这个区域内混合了居住、商业、行政功能，但现在在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驱车回到居住地，然后再到各个居住区中的独立商业中心。（第四章，第 170 页）
实际上，巴西利亚的规划设计是通过一次面向全球顶级设计师招标，组建了由顶级建筑大师组成的评委会，经过复杂的评审选拔而最终敲定的。这个过程听上去和官僚政治没有太多关系，而且如果你去搜索这个城市的名字，能找到不少关于它的赞誉之声。1987 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成為世界上唯一荣获“世界文化遗产”桂冠的现代城市，也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年轻的世界文化遗产。这座精心规划的城市，从天空俯瞰下去形如一架飞行中的巨型飞船，在「机舱」出留出的巨大的腹地座落着广场和其它标志性的建筑，而居民的日常生活则被规划在「机翼」处拥挤而整齐的方阵中。
一切赞誉往往来自两个视角：一是自上而下的鸟瞰，二是近距离观察宏伟建筑的局部。无论哪一种，都并不真正关心城市生活的机理。Scott 以城市居民的视角重新表述了巴西利亚的「用户体验」：
许多从其他城市搬到巴西利亚的居民都惊奇地发现，“这是一个没有拥挤人群的城市”。人们抱怨巴西利亚缺少街道生活的匆忙，没有繁忙的街角和路两边使人行道充满生气的延伸出去的长长店铺。对于他们来说，巴西利亚的建造者实际上计划阻碍一个城市的建成，而不是规划了一个城市。他们对巴西利亚最多的说法是“缺少街角”，意思是说缺少复杂的、有很多邻里的交叉路口，这些路口由包括娱乐、工作和购物场所的住房、咖啡馆和餐馆组成。当巴西利亚很好地满足了一部分人类需求的同时，它的工作与居住、商业与娱乐的功能分区，方形居住区之间巨大的空地，只为机械化交通工具设计的道路系统都使热闹街角的消失成为必然。规划的确消除了交通阻塞，但也失去了受欢迎的人们熟悉的行人交通拥挤，霍尔斯顿的被调查人之一称失去了“社会欢聚之点”。（第四章，第 173 页）
这种严苛、不近人情、高清晰度、低模糊性的视角，就是 Scott 所讲的「国家的视角」。
我认为，这个视角并不仅仅在「国家」中存在，而适用于任何大规模存在的网络中。当一个网络发展到后期，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能够让管理者对其施加影响的就只有这么一种宏观视角的中心化调控机制。要行使这种机制，就必须利用技术手段把复杂性模型化，这样才能建立起相应的可解释性和可操作性。
反过来看，在 Scott 所讲到的案例中，无论是大而无当的巴西利亚广场，还是马来西亚的小农经济，采用何种视角，或者说是在何时选用何种视角（why now），应该是因地制宜的灵活选择。与其单向度的鼓吹某一种视角，不如思考另一个更加「艺术」的问题。
Why Now 的艺术
Why Now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规模，以及网络构建的阶段。
在「小」面前，因其自身就是微观结构，自然也就无所谓是看全局还是看细节，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在这一点上，工程师和艺术家都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醉心于雕琢眼前的作品，从而精益求精。在网络构建的初期，规模尚小的时候，把「自生长」的动力利用得更加淋漓尽致更为重要。
在面对「大」的时候，就必须要考虑是走近一点，还是站远一点。走得太近，就有和谁走得更近的问题，或者说能够照顾到系统整体的问题——小农能够解决好自己的田头的问题，但也可能是以周边环境污染为代价的。而站得太远，则可能陷入「极端现代主义」的盲区。此时，网络构建已经进入深水区，管理者不再享有工匠的快感，而必然面对无穷的烦恼。
在大规模网络的构建和管理中，选择什么视角，很可能无法两全其美。读《想象的共同体》这样的书，联系到当下的风云，很容易进入到宏观俯瞰的视角中去。这种视角容易让观察者放大自我，不去思考细节问题，而依赖于以简单的数字或分类系统为观察者提供清晰度，这正是技术知识（techne）所擅长的。
悖论之处在于，这种清晰度建立在对大量细节信息的压缩之上，它仅能提供地图，而无法提供地形。大量的决策失误正是由于地图本身无法提供地形的实感而造成的。这里的「清晰度」是建立在信息传递的带宽成本计算上的：既要保证足够的信息量，但又需要在给定的时间内完成传递，这样，最终的「清晰度」可能并不「清晰」，更不可能「真实」。
David Epstein 在《成长边界》一书中讲到了人类认知方式的变化：
生活在前现代化的人们对“整体环境”——中心圆和其他各个圆形的关系——不那么感兴趣，所以他们的认知不会被周围的其他圆形左右。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说，就是前现代化的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现代化社会的人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他们现代化的程度越高，抽象思维就越强大，就越少依赖他们对世界的具体经验来作为参照点。
技术和抽象思维的进化是彼此增强的。Epstein 也在书中提供了人类理解抽象概念能力发生显著进步的例证，而同个时期，也正是科技进步最快的时期。技术是人的延伸，它可以在须臾之间完成大量计算，最终略去无关细节，呈递一份简报。即便是飞驰在路上的快递小哥，也可以无需担忧陌路，因为方寸屏幕上已经安排了每一站的详细规划。以乐观主义者的视角看，这是人类面对自然的征服——自然是充满复杂细节的，这些细节不可预测，充满危险，而今天最不起眼的个人，也完全可以无所畏惧。
在几种思想的冲撞之下，技术似乎是唯一能弥合冲突的。最关键的变化是，技术不仅仅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而是被每个人所用。清晰度不是仅在庙堂之高，而是也在江湖之远。从 80 年代到今天的几十年时间里，这是 Scott 和 Anderson 都无法预见的巨大变化。如果在微观个体层面上，技术也在提供清晰度，这是不是意味着人类可能会逐渐逼近复杂性的本来面目？
构建「共同体」所需要的宏大叙事需要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高度浓缩的信息。它应该精确的指出大部分人的感同身受，产生极大的共鸣。这听上去是一种含糊其辞的叙述方式，但真正的技巧就是在模糊性中把握细节，在排山倒海中游刃有余。